四川攀枝花，孩子突然发高烧，但住的地方离城里较远，孩子父亲想打车送孩子去医院，但

四川攀枝花，孩子突然发高烧，但住的地方离城里较远，孩子父亲想打车送孩子去医院，但找不到其他会开车的人帮忙。情急之下，孩子父亲在喝了酒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他驾驶弟弟停放的轿车，送孩子去医院，结果因无证、醉驾被判刑！一边是父亲为救孩子铤而走险的绝望，一边是法律对酒驾“零容忍”的铁律，到底谁对谁错，这事在网上吵翻了。 有些事情，明知道不该做，但那一刻，好像没有别的路可走。 李某蹲在墙角，抱着头，脑子里嗡嗡的，全是孩子烧得通红的小脸和急促的呼吸声。 2025年4月13日的下午，本该是安静的时候，可他3岁半的儿子浑身滚烫。 儿子因为支气管炎引发肺炎输完液回家，不知为啥，这会儿又烧起来了。 他家离城区的医院有段距离。 路特别不好走，平时叫个车也得等。 父亲长年有病，母亲腿脚不便，儿子是这个家里的掌中宝，说啥也不能有事。 中午他心里烦闷，喝了些酒，本想睡一觉，谁知孩子下午情况突然就不对了。 他试着打电话找人帮忙，可一时半会儿，能开车的人都没联系上。 看着怀里孩子蔫蔫的样子，他急得不知所措。 正好，弟弟的车正好停在家门口，钥匙也在。 李某没驾照，之前就因为酒驾进去过。 可这种情况下，他啥也顾不上了，救儿子要紧，一分钟都等不及了。 他抱起儿子，拉开车门，把儿子安顿在后座，自己坐进了驾驶室。 下午四点多，路上车不算多。 他开得有点急，只盼着快点到医院。 然后，他突然就看到了路边的交警，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交警示意他靠边停车。 摇下车窗的时候，就闻到李某身上浓重的酒气。 呼气检测，仪器上显示的数字是167。 之后抽血化验的结果更明白：172.9，远远超过了80的醉驾标准。 孩子在后座小声地哭，他站在路边，听着交警的问话，觉得浑身发冷。 执勤的交警了解了情况，帮忙联系了车辆将孩子先行送往医院。 他看着载着孩子的车走远，人像是被抽空了，只剩下无尽的后悔和后怕。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李某没什么可辩解的，事实就摆在那里：无证、醉驾，血液酒精含量172.9mg/100ml。 他当庭就认罪认罚。 他自己知道不对，知道危险，就是当时太急了，话是真心话，可法律不听这些。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他坦白、认罪认罚，这些都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考虑。 但是，他之前就有过危险驾驶的前科，而且这次还是无证驾驶。 这些，都是要从重处罚的情节。 所以，缓刑是不可能了。 无证开车本来就危险，喝得这么醉还开车，车上还载着生病的孩子。 万一路上出了事，撞了别人或者伤了自己和孩子，那后果，谁能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李某拘役一个月，罚金3000块钱。 有人说，理解一位父亲，在孩子急症时的绝望，但醉驾有可能害人害己。 遇到急事，也得用合里合法的救急，拨个120救护车，医生有设备，比他自己慌里慌张开车安全多了。 有个父亲称，自己儿子小的时候发过一场烧，烧到抽搐晕厥，开车送医院途中又遇堵车。 自己记得直接下车抱着儿子跑到医院，这种时候，没有哪个父亲会考量各种结果。 所以说，这种情况可以称为紧急避险。 但法律摆在那里，不是为了刁难谁，是为了保护所有的人。 包括当时李某车上的孩子，也包括路上其他完全不知情的人。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如何看待此事？ 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结合本案具体情节，李某醉驾，且无证驾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醉驾被立法明确为犯罪，因其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即使未造成实际事故，酒驾本身即被认定为具有危险。 李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本身违法，且增加事故风险。 李某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刑，此次属再犯，法律需强化惩戒以防止重复违法。 虽然李某的动机是救子，但紧急避险，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孩子病情是否已达“危及生命”程度。 是否穷尽其他合法方式，如拨打120、或附近驾驶人。 保护的法益需显著大于损害的法益。 李某未尝试其他救助途径，且其行为已构成严重醉驾，不符合紧急避险的严格要件。 司法判决的社会意义，法院在量刑时兼顾了天理人情与法律底线。 李某认罪认罚可从宽，但前科和无证驾驶需从重，最终判处拘役一个月，体现罚当其罪。 紧急情况并非违法借口，应鼓励优先选择120急救、警车护送等合法方式，既保障生命安全，又避免扩大风险。 法律对醉驾的严格态度，本质是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权。 李某的父爱令人动容，但其选择的方式，已触碰法律红线。 此案提醒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应优先通过合法途径求助，这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家人最深的保护。 对此你怎么看？ 关注@赵哥的法律观，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