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20日，郭汝瑰被一辆大货车撞倒，抢救无效身亡，三天后，他家突然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空白信纸，信上没有一个字，也没有署名，此后接连几封信，内容一模一样，没人能说清这些信到底想表达什么。 郭汝瑰在公开资料中常被概括为“黄埔出身、长期从事参谋与作战工作”的典型军人。抗战时期，他参与多次重大战役，履历完整、职位上升较快。战后形势急转，他进入更核心的作战与情报体系，掌握大量部署信息，这也使他的经历在两岸叙事中带上强烈的复杂性。 关于去世日期，公开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写在1997年10月20日，有的记为10月23日，但均指向同一场交通事故。无论哪种版本，结局一致：因车祸受伤，经抢救无效离世，享年90岁。对外界而言，这是一次“意外”；对家属而言，则是突如其来的终止符。 在治丧与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家属陆续接到各类通知与慰问。郭汝瑰晚年对外相对低调，社会层面更多通过简要报道了解其身份。也正因信息呈现克制，许多人并未意识到，他的旧关系网络并不只在本地，海峡对岸仍有人在关注他的消息。 离世后的第3天，家中收到一封寄自台湾地区的信件。信封并无醒目的身份标识，也没有清晰署名。拆开后，里面不是悼词、不是照片，也不是回忆文字，只放着一张干净的白纸。信纸没有任何落款，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留下的只有“寄出”这一动作本身。 起初，家属难免把它当作误寄或形式化的试探，但不久后，第二封、第三封相同来信接连出现。每封信的结构一致：信封正常投递，纸张全白，内容一致。重复出现的“空白”，把偶然排除在外，也让家属意识到，这更像一种刻意选择，而非粗心或恶作剧。 后来，多家媒体报道与节目口述提到，寄信人多为郭汝瑰在旧体系中的同学、同事或曾并肩作战者。对这批人而言，“写什么”本身就敏感：写得过多，可能牵动立场与身份；写得过直，又会把旧怨与旧账摆到台面。于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表达方式，变成了寄出一张不写字的纸。 空白并不等于没有信息。它既保留了联系，也回避了定性；既承认“彼此认识”，也拒绝用文字作出评判。更重要的是，白纸具备群体一致性：不是一个人一时兴起，而是多人采取同一做法。它把私人情感、历史分歧与现实边界压缩在同一张纸里，让收信者只能在既有事实中自行理解。 这些信件随后被家属集中保存，成为遗物的一部分。外界能确认的事实并不复杂：车祸离世、台湾来信、信内空白、连续多封。至于“想表达什么”，公开资料并无统一答案。正因为没有字，这些信反而更像一枚沉默的注脚：它提醒人们，有些历史关系在现实中难以直说，却也难以彻底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