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凯恩斯关于“每周十五小时工作制”的愿景 在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失业率急剧上升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他那最具远见、同时也是最乐观的一项预测。他在《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写道： “我预测，在一百年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将会比今天提高四到八倍。”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必须劳动才能感到满足（……）。一周十五小时的工作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缓解这一问题。因为每天三小时的劳动，就足以让我们大多数人内心的那个‘旧亚当’得到满足！” 凯恩斯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人类的消费需求可以通过极少甚至无需劳动来满足，但多数人仍然不会完全放弃工作。 译者注：“旧亚当”（der alte Adam）是一个来自《圣经》的典故，在基督教语境中，它源于亚当（人类始祖）犯下原罪后遗留在我们体内的“旧性情”。凯恩斯在这里是指，即使未来社会十分富足，人类仍然需要劳动来保持心理的满足。 凯恩斯也思考过未来的家务劳动，并认为其未来只会占用人们极少的时间。他写道： “我们将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甚至比如今富人所做的还要多——而且我们会非常乐意承担一些微小的义务、任务和日常琐事。” 然而他也指出，这将使人类面临“一个真正而持久的难题：如何填满那些由于科学进步与复利效应而获得的闲暇时间”。 如所有真正优秀的预言那样，凯恩斯的预言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不仅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如人均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巨大增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还因为他在某些方面的误判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如今依然需要工作多少。 在评估一个和数字有关的预言时，我们应当注意四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尺度：凯恩斯是否大致正确地预估了相关数量级？即便数字并不完全准确，他是否至少正确地判断了趋势？其次，无论数字本身是否正确，我们都必须检验整个模型是否正确：它是否考虑了实际发展中的关键驱动力？最后，我们还必须追问，当提出这项关于未来的预言时，凯恩斯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预言应该产生怎样的效果？ 事实上，凯恩斯对于经济增长的预言是正确的，并且有着充分的理由。在欧洲富裕国家中，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人均产出如今比1930年高出大约四到八倍。以德国为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计算）大约增长了六倍。因此，凯恩斯的基本乐观态度完全正确。而他试图用经过粗略取整的GDP数据来呈现这一观点，本身就相当了不起。在1930年，“长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还是个新鲜事物。公众并不会像今天这样，习惯性的根据GDP增长来评价经济政策。就这一点而言，凯恩斯敢于提出如此大胆的预测，并且在规模和方向上都判断得相当准确，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就劳动时间而言，凯恩斯至少正确地把握了基本趋势：平均劳动时间确实明显下降了。对男性而言，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概是劳动负担最沉重的时期。在19世纪工业化之前，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这是一种高度季节性的工作形式。许多人摄入的热量也过少，不足以支撑每周六天、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工业革命时期那种漫长的工作周——每周工作54至60小时且没有任何假期——标志着历史上的最高劳动强度。 那个历史高点后，男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逐步减少。但即使在像德国这样最富裕、劳动强度最低的国家，全职员工的每周工作时间依然为40个小时——远高于凯恩斯所预测的15个小时。而对于另一半人口——女性——凯恩斯的预测则完全被推翻了：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劳动的女性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