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伪军头子莫正民，决定率部起义，投奔八路军，谁知这时，日军中队长打来电话，说：“你要投靠八路军？”莫正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1940年代的莒县，看上去是日伪势力盘踞的角落，城头挂着太阳旗，城里则有一个被日本人捧上天的“鲁南剿共总司令”莫正民。他胸前别着旭日勋章，手下掌握着30多个中队、3500多名伪军，既是日军眼中的“能干走狗”，也是百姓口中的“大汉奸”。 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是战场上传来的消息。1942年他率部袭扰根据地，结果被八路军滨海军区打得大败，那一仗让他见识到对手的实力，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迟早要在日本人和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 滨海军区首长看准了这一点，派出29名地下党员围绕在他身边，从外围据点一直做到司令部深处。其中，伪军司令部的书记官谷凤鸣，就是最重要的一枚棋子。表面看他只管文书，实际上每天都在和他接触，既传递八路军的态度，也一点点削弱他对日本人的忠诚。 一边是八路军的争取，一边是日军的猜忌，还夹着现实的血腥提醒。日本人扫荡村庄后留下的尸体、高密事件里日军翻脸收缴伪军枪支，都像一巴掌又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他逐渐明白，在侵略者眼里，自己不过是一条随时可以宰的狗。 为了给自己留出退路，他一面继续在日本人面前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一面暗中向八路军送去情报，承诺不再骚扰根据地，还想办法替莒县周边的抗日人员遮掩身份。但是真正迈出“起义”那一步时，他仍旧摇摆。 转机出现在1944年。随着战线拉长，原本驻守莒县的田坂旅团被调走，城中只留下米田率领的一个日军中队。地下党立刻将这个变化报给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后者判断时机成熟，不仅准备主力攻打莒县，还通过谷凤鸣向他明确施压：如果不率部起义，就只能在战场上见。 他最担心的，是起义之后部队被打散、自己被追究过往罪责。陈士榘干脆给出承诺，只要率部归顺，就将他的伪军整体改编为一个旅，由他担任旅长，并亲笔签发了委任状。这张委任状后来被他揣在内兜里，在起义那夜沉甸甸地压着他的心。 起义原定时间在11月上旬，却因为日方顾问外出被我军俘获、瞭望哨发现伪军挖工事朝城内延伸，引起日军怀疑。米田急忙打电话质问“你要不要投靠八路军”，电话那头的他吓出一身冷汗，只能硬着头皮辩称自己是在为巷战做准备，保证一旦八路军攻城，他会亲自带队死战。 挂了电话，他知道再拖就要出事，当即提前启动计划。一方面把那些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顽固汉奸以及顾问、翻译先行控制甚至清除，另一方面剪断通往日军据点的电话线，彻底切断双方联络。城外，八路军主力按照约定时间向城门集结。 夜色降临，城南药房楼上亮起约定好的红灯，城内巡逻的伪军开始按“两长一短”的节奏敲梆子，3500多名伪军在暗暗号令下撕下旧标记，改在左臂系上白毛巾，口令“光明”在人群中低声传递。城门缓缓打开，部分八路军战士先换上伪军军装，混入城中直扑日军据点。 被困在文昌阁周围的日军发现异常时，电话已经成了哑巴，外线彻底中断。加上此前被俘的顾问公文包里那份城防兵力图掌握在八路军手里，日军火力点的分布尽在对方掌握。经过一夜到数日不等的激战，这个中队最终被全歼，中队长米田在绝望中自杀。 战斗结束后，他率领3500多人和几千支枪械、几十挺机枪、掷弹筒开赴根据地正式投降，原伪军番号整体改编为独立第2旅，他也从日本人的“鲁南剿共总司令”变成了八路军旅长。对于莒县百姓来说，那年冬天格外暖和，因为城墙上换成了属于自己的旗帜。 此后他在新中国的农垦战线继续任职，1983年病逝，走完一生。回头去看，这段经历既是他个人的自救，也是我党在统战、策反汉奸问题上的一次典型实践。 一个曾经的汉奸最终站到了抗战一边，并不意味着原罪被抹去，却说明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如何让更多枪口转向侵略者，比单纯的“杀得干净”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