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省的领导，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去昆明念书，求你们高抬贵手，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别动他们。最魔幻的是，土匪们……居然真就没动手。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送心] 1938年2月20日，一支近三百人的特殊队伍从长沙韭菜园圣经书院出发。他们身着统一的土黄色制服，打着绑腿，背着简单的行囊和油纸伞。 这不是军队，而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目的地是三千多里外的云南昆明。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三校南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但战火迅速南延，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学校决定再度西迁。 大部分师生分三路转移，而其中这支由284名男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队伍，选择了最艰苦的方式，徒步。 旅行团由原东北军将领、中将黄师岳担任团长，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组成辅导团。他们的路线穿越湘西、贵州的崇山峻岭，全程约3500华里，相当于从北京走到广州的距离。 湘西、黔东一带向来匪患频繁，山高路险。师生们夜里常被不远处传来的枪声惊扰，后来才知道是土匪之间的交火。 关于他们为何能平安通过，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曾以民族大义为说辞，派人联系了当地有影响力的势力，请求他们对这些承载着文化火种的学生网开一面。 旅途的艰辛远超想象，他们冒着暴雨、大雪甚至冰雹赶路。晚上常在农舍打地铺，铺些稻草就地而眠，与猪牛同屋也是常事。穿草鞋走几天脚就起泡，换上的布鞋很快也磨破。渡江时更是惊险，过水流湍急的盘江，小船在漩涡中犹如一片叶子，吓得不少人蹲在船内不敢抬头。 但这68天的旅程，远不止是一次艰苦的逃亡。它被师生们变成了一所“行走的课堂”。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手提地质锤，走到哪儿就讲解当地的地貌岩层。 化学家曾昭抡教授取出防毒面具，向民众普及知识，还指导矿区工人冶炼。生物系助教吴征镒一路采集植物标本，在湘西发现了中国特有植物“堇叶芥”。闻一多教授则走村串户，搜集民歌民谣，为他的古典文学研究积累素材。 学生们也从未停止观察与思考，他们看到贵州乡村成片种植的罂粟，在集市上公开出售的鸦片，深感痛心。有学生研究农田里大水车的原理，有学生因看到百姓缺乏照明，后来便专攻水力发电。 哲学系学生刘兆吉采集了上千首民歌，后来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出版。政治学系学生钱能欣将68天的日记出版为《西南三千五百里》。诗人穆旦在途中边走边背诵英文词典，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 贵州玉屏县的县长曾发布布告，号召商民腾让房屋，欢迎学生暂住。进入云南后，有县长亲自迎接，省政府派汽车来接运行李，他们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触摸到中国的土地与人民。 闻一多教授在回答学生为何要步行时说，他要“用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家任继愈在途中目睹人民的贫苦，将学术兴趣从西方哲学彻底转向了中国哲学。 1938年4月28日，队伍终于抵达昆明。 在东郊贤园，先期到达的师生们热烈迎接他们。梅贻琦、蒋梦麟等校领导亲自迎接，夫人们献上了花篮。在圆通公园的庆祝大会上，团长黄师岳郑重地将全体人员的点名册交给了梅贻琦先生，完成了使命交接。 联大校方为表感谢，凑钱买了一只金表赠予黄师岳，却被他坚决退回。他在致校方的信中写道，此行“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此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教室是铁皮屋顶的茅草房，教授们要步行十几公里上课，华罗庚一家住在牛圈楼上，这所大学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短短八年多，它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上百位院士。当初徒步团的成员中，走出了“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植物学家吴征镒、诗人穆旦等一大批栋梁之材。 那3500里的徒步，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次精神与文化的长征。它让养尊处优的学子们将双脚扎进泥土，亲眼看见了国家的苦难与坚韧。 在物质条件如此优渥的今天，我们或许难以想象那种纯粹的、基于信念的艰苦跋涉。如果让你放下一切，进行一次如此纯粹的、长达两个多月的徒步“苦旅”，你认为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是像先辈那样更深刻地认识脚下土地，还是在于内心的某种磨砺与发现？ 主要信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