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就有彩礼？彩礼的演化历史为何？ 不少人觉得彩礼是现代产物，实则早在先秦，类似形式就已成型，只是叫法与功能和如今大不相同。它并非一开始就是“谈婚论嫁的门槛”，而是随着社会结构、礼法制度、经济水平的变迁，慢慢从礼仪凭证变成兼具功利性与社会性的存在，每一步演变都藏着时代的印记与人心的考量。 西周时期，彩礼的雏形“纳征”被纳入“六礼”，成为婚姻缔结的法定环节，这是它被系统化规范的开端。彼时婚姻的核心是维系宗族延续，而非男女私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前提，纳征则是这场宗族联姻的契约凭证。不同于后来的财物堆砌，早期纳征以布帛、牲畜为主，数量与规格贴合男方身份，不追求奢华，核心作用是向女方宗族表明诚意，敲定婚约关系，避免悔婚乱象。同时，六礼中除纳征外，其余环节多以大雁为礼，象征婚姻坚贞有序，与纳征相辅相成，共同凸显婚姻的神圣性。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强化，等级制度愈发严苛，纳征（此时已多称聘财）的等级属性被放大，成为彰显身份地位的工具。朝廷明确规定，不同品级官员、贵族与平民的聘财规格有严格界限，逾制者会受到处罚。皇室聘财最为奢华，《汉书·王莽传》记载，聘皇后需黄金二万斤，折钱二万万，彰显皇权至高无上；平民则依旧以实物为主，勉强满足礼仪所需。这一时期，聘财的契约功能进一步强化，一旦女方受聘，婚约便具有约束力，悔婚者会被视为失礼，甚至面临舆论谴责与法律追责，聘财逐渐从单纯的礼仪行为，变成绑定等级与责任的载体。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物资匮乏，聘财形式被迫简化，实物成为主流，货币占比极低。常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宗族联姻更注重实用价值，聘财多为粮食、布匹等生存必需品，既能体现诚意，又能缓解女方家庭的生活压力。同时，少数民族习俗与中原婚俗融合，聘财形式出现少量变化，部分地区加入牲畜、农具等实用物品，但核心逻辑未变，依旧是宗族联姻的凭证与生存需求的适配。这一时期，礼法对聘财的约束有所松动，等级界限不再如秦汉严苛，更多是贴合民间实际生存状况。 隋唐国力强盛，商品经济兴起，聘财的商业属性开始萌芽，攀比之风逐渐抬头。唐代将聘财纳入法律规范，《唐律疏议·户婚》明确规定，即便无婚书，只要女方收受聘财，婚约即成立，同时细化悔婚、违律成婚等情形的聘财返还规则——男方过错不返聘财，女方过错需返还，违法婚姻则没收聘财。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聘财返还作出系统规定，成为后世律法的蓝本。此时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多为门第联姻，“陪门财”应运而生，即低门第家庭为攀附高门第，主动增加聘财数额，本质是等级结构的延续。民间聘财也逐渐加入货币，富贵人家开始追求奢华，聘财数量与种类大幅增加，聘财的功利性首次超越礼仪性。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科举制度普及，贵族政治瓦解，聘财的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宋代打破门阀垄断，商人阶层崛起，科举士子成为社会追捧对象，“榜下捉婿”盛行，聘财成为商人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工具——富商以丰厚聘财与新科进士联姻，换取家族社会地位提升。此时聘财货币化趋势明显，白银、铜钱成为主流，实物占比下降，同时女方嫁妆地位凸显，与聘财形成对应，宋代律法甚至明确女方嫁妆为个人独立财产，受法律保护，间接推动聘财规格提升。民间攀比之风更盛，部分家庭为撑场面，不惜耗尽积蓄筹备聘财，出现“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的现象。 明清时期，聘财制度趋于僵化，门第观念与功利性达到顶峰，同时法律对聘财的规范更为细致。《大明律》《大清律》均细化聘财返还规则，明确女方无故悔婚需双倍返还聘财，男方悔婚则不予退还，甚至对违律成婚的聘财处置作出具体规定。此时聘财成为婚姻的“敲门砖”，门第越高，聘财规格越高，天价聘财雏形出现，部分家庭将女儿婚姻当作敛财手段，把女性明码标价，背离了早期聘财的礼仪初衷。民间虽有贫民用简化聘财、以物代钱的方式应对，但整体攀比之风难以遏制，聘财逐渐沦为沉重的家庭负担，甚至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纵观古代彩礼的演化，从西周的礼仪契约，到秦汉的等级象征，再到隋唐的法律规范、宋元的商业赋能，最终到明清的功利僵化，其变化始终贴合社会结构与经济水平的变迁。它的本质，是婚姻功能的折射——当婚姻侧重宗族延续时，聘财是礼仪凭证；当婚姻绑定等级地位时，聘财是身份象征；当商品经济兴起时，聘财又成为功利交换的工具。这场跨越千年的演化，不仅是婚俗的变迁，更藏着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经济状况与人性考量，也为后世彩礼文化留下了复杂的历史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