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深圳，男子和前妻离婚一个月后，前妻去世，男子得知前妻立下多份遗嘱，将3家公司股权遗赠给了一个异性朋友，并指定朋友为2个女儿的监护人。前妻还把3000万财产留给了2个女儿，但是2个女儿要到22岁才能继承房产，前妻没有给她母亲留下任何遗产，只给他弟弟留了一套150万的房子，他觉得遗嘱不符合常理，将朋友夫妻告上法庭，结果让他傻眼。 2023年的春天，对张先生而言满是猝不及防的变故，那年4月，前妻蒋女士因卵巢癌离世，而就在一个月前，两人刚在深圳办理完离婚登记。 这段维持了六年的婚姻，以一纸离婚协议画上句号。 离婚时，蒋女士将深圳三套房产、惠州一套房产及230万补偿款分给张先生，按当时的市场估值，这笔财产超千万，双方还约定两个女儿由蒋女士直接抚养，张先生无需支付抚养费。 可蒋女士的离世，让多份生前订立的遗嘱公之于众，内容安排让张先生难以接受。 早在2023年1月，蒋女士就立了公证遗嘱，将名下三家公司的全部股权，遗赠给合作了十五年的朋友王先生，还在遗嘱里提了一句希望对方能照顾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 离婚前一天，蒋女士又写下自书遗嘱，直接指定王先生为两个女儿的第一顺位监护人，离世前几天，她再次订立遗嘱，让王先生的妻子卢女士担任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 同时将价值三千万的深圳房产和存款留给两个女儿，只是约定房产要等女儿22周岁才能继承，而蒋女士的母亲未分得任何遗产，弟弟仅拿到重庆一套价值150万的房产。 蒋女士去世后，两个女儿实际由张先生抚养，得知遗嘱内容的他，心中的疑惑和不满层层堆积，甚至他还怀疑王先生夫妻存在胁迫蒋女士立遗嘱的可能。 更让他觉得无法理解的是，蒋女士竟未给亲生母亲留下一分遗产，这样的安排在他眼中违背孝道，也偏离了普通家庭的处事常理。 带着这份笃定，2025年张先生以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名义，将王先生和卢女士告上了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了一系列诉求。 他要求王先生移交三家公司的股权，或是支付380万的股权收益，还要求对方每月支付十万余元的抚养费至女儿22岁。 同时支付按揭款和监护风险成本，此外还请求法院撤销卢女士的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资格。 张先生的核心主张，是认为蒋女士对王先生的遗赠属于附义务遗赠，遗嘱中“希望照顾女儿”的表述，其实是王先生接受遗赠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他还拿出2017年街道办发放的蒋女士严重精神障碍监护人补贴凭证，以及蒋女士在康宁医院的就诊病历，主张蒋女士订立遗嘱时神志不清，遗嘱应属无效。 这场官司，张先生打得底气十足，甚至直接拒绝了庭审前的调解环节，坚信法院会依情理作出判决。 可法庭的审理和判决，却与张先生的预期截然不同。 法院首先对蒋女士的多份遗嘱进行了全面核查，笔迹鉴定确认所有遗嘱均为蒋女士亲笔书写，且签名注明年月日，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 同时明确现行法律已取消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内容有冲突的部分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针对张先生提出的精神状态问题，法院调取了蒋女士2015至2022年的十二次就诊记录，虽有焦虑抑郁等相关诊断，但部分病症标注存疑，无证据证明其立遗嘱时神志不清。 而蒋女士在遗嘱中明确表述自己立遗嘱时神志清醒，是真实意思表示。 对于张先生主张的附义务遗赠，法院也作出了明确认定，蒋女士遗嘱中“希望王先生照顾女儿”的表述，仅是情感寄托，并非接受遗赠的附加条件。 指定监护人和股权遗赠的两份遗嘱相互独立，不存在附义务的情形。 法院还核查了王先生的资质，确认其有稳定收入和固定住所，无违法犯罪记录，具备监护能力。 同时查实蒋女士最后一份遗嘱的附言中，提到离婚后发现张先生对孩子日常照料严重缺位，这份表述有相应事实佐证。 而关于遗产分配，法院认定蒋女士的母亲有稳定退休金，且由儿子赡养，并非法律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蒋女士无需为其保留必要遗产份额，其对个人财产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 最终，法院判决蒋女士的多份遗嘱真实有效，驳回了张先生的全部核心诉求。 73400元的案件受理费由张先生承担，仅支持了惠州房产过户给张先生，并要求对方支付部分款项的主张，同时确认张先生为女儿的法定监护人，驳回了其撤销卢女士相关资格的请求。 此外，法院还查明蒋女士在国内外有760多万元存款，海外账户在其去世后被盗，卢女士已报案处理，无证据显示其与此事相关。 蒋女士遗赠的三家公司中，一家已注销，另一家为全资子公司，且相关股权早已完成变更登记。 这不仅是对一起遗产纠纷的定分止争，更是对遗嘱自由的明确保护，也让更多人明白，在法治社会中，任何主张都需要站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而非单纯的情理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