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省的领导，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去昆明念书，求你们

一个省的领导，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去昆明念书，求你们高抬贵手，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别动他们。最魔幻的是，土匪们……居然真就没动手。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 （以下内容存在虚拟故事情节，理性观看） 1938年的湘黔古道，绝对不是什么适合踏青的地方。若是把镜头拉到那个春天的上空俯瞰，你会看到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队伍，正像一只奇怪的爬虫，在崇山峻岭间缓慢蠕动。 这支队伍太扎眼了。他们没有长枪短炮，只有破烂的行囊和油纸伞。他们不是肥头大耳的商贾，而是一群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年轻人。 放在和平年代，这叫徒步旅行。但在1938年，这叫“送死”。 这帮人就是“湘黔滇旅行团”。名字听着挺浪漫，实际上是一次惊天豪赌。这267名男生和11位教师，要把北大、清华、南开的文脉，从长沙人肉背到昆明。 摆在他们面前的硬数据是：3500里路（约1671公里），68天行程，横跨三个省。而最致命的变量，是沿途盘踞在湘西和贵州密林里的那些“山大王”。 当时的湘西土匪有多凶？这么说吧，正规军进去都得脱层皮，官绅富商路过不留下“买路财”连骨头渣都剩不下。而这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土匪眼里，简直就是行走的一脚就能踹翻的“肥羊”。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血腥的劫掠。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魔幻的弯。 就在队伍出发前，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做了一个极具博弈色彩的动作。作为当时的“湘黔滇边区绥靖主任”，他手里没那么多兵力去给学生当全职保镖，于是他选择用“纸”来解决“刀”的问题。 张治中给沿途所有叫得上号的土匪头子，点对点写了信，甚至把告示贴到了县城的城墙上。 这信写得很有水平。他没打官腔，没摆“剿匪”的威风，而是把话揉碎了讲：现在国家快亡了，这帮穷学生是留给我国的“读书种子”，是将来打败日本人的希望。我看在国家的份上，恳请各位老大高抬贵手，给中华民族留条后路。 这是一招险棋。他在赌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绿林悍匪，心里还残存着那么一点点“怕绝后”的传统道德。 结果，赌赢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简直不合逻辑。这支绵延的队伍穿行在最凶险的山区，周围的密林里其实全是眼睛。 有的学生在经过险要隘口时，能明显看到远处山头有人影晃动。那是土匪在“围观”。但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没有一声枪响。 更离奇的一幕发生在湘西沅陵附近。一个土匪头目不仅没抢劫，反而在看到这群学生饿得面黄肌瘦、手里还死死抱着书本时，直接让人送来了几袋粗粮。 这位不识几个大字的强盗头子，当时撂下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老子抢官劫富，但不害读书人。你们好好读书，将来救中国。” 甚至在某些路段，为了防止“擦枪走火”，几股正在火并抢地盘的土匪，竟然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停战协议”，或者悄悄派人给学生队伍指路，避开他们的交火区。 在这68天里，绿林法则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亡国焦虑”的临时契约。 当然，除了土匪的“不杀之恩”，官方的护卫也没闲着。国民政府派了一位叫黄师岳的中将团长全程陪同。 这位职业军人也是操碎了心，一边要跟沿途县府协调腾出公房、让百姓烧茶水，一边要时刻防备着土匪毁约。 好在，直到1938年4月底，队伍抵达昆明，清点人数：267名学生，11名教师，无一人伤亡，无一人掉队。即便脚底板全是血泡，即便鞋子磨穿了底，他们还是把中国的“大脑”完好无损地运到了大后方。 故事的结尾还有个更有嚼劲的“回响”。 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校方为了感谢黄师岳中将这一路的护送，大家凑钱买了一块金表，外加五百大洋，想作为酬谢。 黄师岳把东西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回了一封信，信里说：护送国家未来的栋梁走这三千里路，是我这辈子最痛快、最光荣的事。这时候收礼，我心里不安。 这只被退回的金表，成了那个时代军人风骨的最佳注脚。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逃难”的故事。你得看看这批“幸存者”后来干了什么。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9年，就在这批当年被土匪“放过”的学生里，后来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 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当年湘西林子里那次扳机扣动了，如果那位沅陵的土匪头子没送那袋粮食，几十年后，罗布泊上空的那朵蘑菇云，或许就不会升起，或者不会那么早升起。 历史的蝴蝶效应就是这么惊心动魄。当年的省主席、带兵的中将、甚至杀人的土匪，在“保卫读书人”这件事上，居然达成了一种奇迹般的共识。 那确实是一群奇怪的人。在那个烂透了的世道里，他们居然都守住了各自心里的那条底线。 参考信息：央视网. (2006-03-02). 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西迁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