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弥留之际的邓稼先提出，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驶过时，一直看着外面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这哪里是在问妻子许鹿希啊，这分明是在问咱们每一个人，问这个他拿命换来尊严的民族。 很多人都知道邓稼先是造原子弹的，是博士，是功勋。但大伙可能不知道，他这个“博士”含金量有多高，回国回得有多“急”。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那会儿，26岁的博士，放在全世界物理学界那都是“香饽饽”。导师想带他去英国，那是铺满鲜花和美金的康庄大道。可邓稼先呢？他在拿到学位的第9天，就毅然决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咱们现在这时候，稍微加个班都觉得亏了，可人家是放弃了顶级的科研环境和优渥生活，回到了当时甚至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的穷得叮当响的祖国。这事儿放在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到？ 真正让他这辈子“隐入尘烟”的，是1958年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邓稼先多聪明一人，立马明白是搞原子弹。回到家，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了那几句后来让无数人泪崩的“三不”原则：不能说去哪，不能说干啥，不能通信。 许鹿希问他：“必须要去吗？” 邓稼先回得很坚定：“家里事我也管不了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成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这一消失，就是整整28年。这28年里，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在哪，甚至社会上还有流言蜚语，说他犯错误了，被抓了。许鹿希一个人扛着全家的重担，面对外人的指指点点，她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这种沉默的守候，有时候比战场上的厮杀还要煎熬。 而在千里之外的戈壁滩上，邓稼先过的是啥日子？ 那时候苏联专家撤走，资料全是空白。咱们的科研人员手里只有算盘和计算尺。你敢信？造原子弹这么精密的高科技，最开始的数据是靠算盘珠子噼里啪啦打出来的！ 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为了验证一个关键数据，邓稼先带着这帮年轻人，实行“三班倒”，算盘打得指头都肿了。他们前前后后算了9遍！为啥？因为算出来的结果跟苏联专家随口留下的一个数值对不上。大伙都慌了，以为自己算错了。 结果邓稼先拍板说：相信我们自己的计算，苏联专家的数据是错的！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中国科学家的脊梁。1964年10月16日，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的时候，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苦累，都化作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更神的是氢弹。法国人为了搞定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用了8年多；美国人用了7年多；苏联人用了4年。而中国，在邓稼先和于敏这帮人的拼命下，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这个速度，直接把全世界都给震懵了。 但是，这些辉煌的背后，是极其惨痛的代价。 我要重点说说1979年的那次意外，这是导致邓稼先后来患癌离世的直接原因，也是最能体现他“不要命”精神的一件事。 那是一次空投核试验，降落伞没打开，核弹直接从高空摔到了戈壁滩上。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如果核弹头碎裂，剧毒的放射性物质钚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防化兵都准备冲上去了，邓稼先一把拦住他们，大喊：“你们年轻，还没结婚生孩子，我老了，我去！” 那是放射性极强的核心区域啊！他就那么坐着吉普车冲进了无人区，找到了那枚摔碎的弹体。 关键是，他为了确认情况，竟然用双手捧起了那块致命的碎弹片！ 哪怕穿了防护服，那种高浓度的辐射也足以穿透骨髓。从那以后，邓稼先的身体就垮了。他在之后的工作里，经常便血，那是身体在发出最后的警报，可他硬是瞒着没说，经常是还要在会议室里忍着剧痛坚持工作。 直到1985年，他被强制架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都惊呆了：直肠癌晚期，而且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尿液里甚至能检测出放射性物质！ 在医院的最后363天里，邓稼先做了3次大手术。即便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他想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那份关于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因为他知道，国际形势变了，如果不趁着现在把路铺好，以后中国可能就会被人家卡脖子。 他是在跟死神抢时间啊！每次打完止痛针，清醒那么一会儿，他就赶紧写，写不动了就口述。这份建议书，成了他留给国家最后的“遗产”。 1986年7月，北京的夏天很热，但邓稼先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看着窗外的长安街，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问出了那句：“3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许鹿希当时忍着眼泪，紧紧握着他的手。 如今，距离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快40年。如果邓老泉下有知，如果时间可以跨越，我想大声告诉他： 邓老，您看！今天的中国，再也没有人敢拿着“手术刀”在咱们头上比划了！ 咱们不仅记得您，咱们的这代年轻人，把您当成了真正的偶像。您的名字，不再是保密的代号，而是印在课本里，刻在纪念碑上，更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