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当夜，沈阳唯一主动抵抗的是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他在事先就不断报告小六子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不管小六子怎么想，他已经下达命令，辽宁全省警察全部配长枪，集结成营。 1931年的夏天，沈阳城里的空气闷热得像要着火。虽然当时的北平歌舞升平，但身处沈阳一线的黄显声，鼻子比猎狗还灵。他太熟悉日本人了，那段时间，日本浪人在街头挑事儿的频率、关东军演习的炮声，都在传递一个信号：日本人要动手了，而且是往死里整。 黄显声是个急脾气，他手里攥着厚厚一沓情报——这里面有日本特务的行踪，有军列的调动数据。他甚至亲自跑了一趟北平，哪怕那时候小六子正忙着应酬，他也硬是闯进去汇报。 他把情报往桌子上一拍，话说得很直：“副司令，日本人这回绝对不是小打小闹，他们要吞了东北！咱们得备战！” 结果呢？得到的回复依然是那套“老成持重”的理论：不要刺激日本人，要依靠国联调停，千万别给人家制造借口。 从北平回沈阳的火车上，黄显声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心里跟明镜似的：指望上面下令打仗是不可能了，但这沈阳城是老祖宗留下的，总得有人守。 既然正规军调不动，那就动警察。 这一点必须得佩服黄显声的魄力。回到沈阳后，他根本没管上面的“避战”态度，直接利用职权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扩编警察，全员换装。 那时候沈阳兵工厂富得流油，仓库里堆满了当时还没来得及装备部队的捷克式步枪和轻机枪。黄显声一声令下：“全省警察，统一发放长枪！哪怕是管户籍的，也得给我学会打枪！” 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就在9月18日之前的短短一个月里，辽宁全省的警察队伍愣是换装了近20万支长枪。这批枪，不仅武装了当时的警察，更成为了后来东北义勇军最主要的武器来源。可以说，没有黄显声当年的这波“私自行动”，后来的东北抗战，恐怕连响声都听不见。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点20分。 柳条湖那声巨响，把沈阳城震醒了。 紧接着，北大营那边的火光冲天。这时候，奉命“不抵抗”的东北军正规部队，正在经历着人类战争史上最憋屈的一幕：看着日本人冲进来，要么逃跑，要么死在床上。 但沈阳城区的警察局里，电话铃声炸锅了。黄显声就在公安局大楼里坐镇，他的命令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却硬气得让人起鸡皮疙瘩：“誓死保卫沈阳，虽然咱们是警察，但现在，咱们就是守土的军人！日本人敢进城，就给我打！” 这不是拍电影，这是真刀真枪的巷战。 日军本来以为，搞定了北大营的驻军，进占沈阳城应该像武装游行一样轻松。结果，当他们的装甲车开到二经街、三经街一带时，迎接他们的是密集的步枪子弹。 那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屠杀式抵抗。 你想象一下，一方是训练有素、有坦克开路的关东军精锐；另一方是平时管管打架斗殴、虽然刚发了枪但缺乏野战经验的警察。 但就是这帮警察，依托着街道上的沙袋、门板，甚至是大楼的窗户，跟日本人死磕。 有个细节特别戳人。在沈阳南市场的战斗中，一个警察分局被日军包围了。日本人喊话让他们投降，回答他们的是一排排子弹。这帮警察兄弟，打光了子弹就用砖头砸，最后日本人调来了平射炮，直接把警察局轰平了。废墟里刨出来的尸体，手里还死死攥着没有子弹的步枪。 黄显声就在这种混乱中指挥。他明明可以跑，凭借他的级别，坐上汽车往锦州一溜，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毕竟守城是正规军的责任。但他没有。他在沈阳城里坚持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太重要了。 正是因为这三天的阻击，让沈阳城内的银行储备、部分档案资料，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有机会被转移出去。更重要的是，这三天的枪声，告诉了全东北的老百姓：有人在打！咱们没跪下！ 直到9月21日，日军主力重兵压境，实在守不住了，黄显声才带着残部撤出沈阳。 你以为他撤了就完了？没有。 撤到锦州的黄显声，立刻干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组建“辽宁抗日义勇军”。 当时东北正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关内，关外成了无主之地。黄显声大手一挥，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最早的“英雄帖”。他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公开招募抗日队伍。不管是土匪绺子、大刀会、红枪会，还是被打散的散兵游勇，只要愿意打鬼子，我黄显声就给枪、给粮、给番号！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东北义勇军能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原因。那首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的正是这帮由黄显声武装起来的、哪怕穿着破棉袄也要跟坦克拼命的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