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到机场送张学良。因没坐过飞机，他接受了张学良的邀请，上飞机飞一圈。可登机后，张学良的一番话，让他直呼后悔，并说：“汉卿，你这样做不厚道啊！” 王家烈没想到，张学良口袋里藏着的是蒋介石的亲笔令，纸上明晃晃写着“即日免职，调往武汉”。飞机还没落地，他就知道自己这盘棋，彻底输了。 他想骂，却张不了嘴。窗外的贵阳越来越远，往事却一股脑涌了上来。 1926年，王家烈在周西成麾下，从桐梓带兵入黔，靠着几次打硬仗，他逐渐坐上了上将的位置。周西成病死后，贵州一地分崩离析，谁都想往主席的位置靠。 他花了两年时间，一刀一枪从混战中杀出来，把全省几个师整编进桐梓系，连贵阳财政局长都要看他脸色说话。他不是不明白局势，但那几年贵州乱得像锅粥，他要是不抢，别人就得抢。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黔北。王家烈调集102、103两个师在遵义阻击，打了几仗没讨到好，反被红军绕了过去。他忙着堵后路，中央军却趁机开进贵阳。 薛岳一进省府，就把电报局、兵工厂统统接管。王家烈的亲信何知重和柏辉章当晚就换了立场，拿着蒋介石的银票，反手把师部给他封了。他气得吐血，却只能苦撑。 贵阳城内开始传言，说蒋介石要亲自来。王家烈心里清楚，蒋不是来“剿共”的，是来收地盘的。他一度想联络广西李宗仁，甚至亲手撕开密电，读到“每月三十万饷银”几个字时，心动了。 但他低头看了眼营房，门口站岗的卫兵已经不是他的人了。他苦笑，把密电丢进了火盆。 他不是不想反抗，是没资本反抗。三省互助条约签得再响，陈济棠也被蒋压着走，李宗仁手伸不进来，他孤掌难鸣。 飞机继续往东飞，王家烈坐不住了。张学良靠在椅背上没说话，像个传话的傀儡。王家烈回头望了眼，贵阳已经不见了。他明白，这不是飞一圈，这是送他走路。 1931年王家烈当上贵州省主席那会儿，还曾让人修了几条驿道，修桥补路，打算干点实事。他不是政客，也不愿意学北平那些虚套。他信奉的，是地方自保，是“枪杆子里出权力”。 可这套到了蒋介石那儿，就是原罪。 到了武汉，军事参议院的中将参议，是空头衔。他坐在办公室望着窗外发呆，每日里喝茶看报，无人理睬。他知道，蒋介石不杀他，是要他做个例子给西南那些还不服的军阀看。 几年后，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一个个被收编。他们不是没试图反抗，但结局都如王家烈一样——或者更惨。 临终前王家烈曾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是信了兄弟情。”张学良那天的脸，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却再没联系过一次。 那个时代，是人斗人、也是人斗命。王家烈输了，不是输在枪，也不是输在官，他输在了看不清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