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海公安局在审问一个特务，此人对抗了多日后，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交代说：“南京雨花台宝林庵后面的荒坟堆，埋着个‘重要人物’，是我们当年偷偷处理的。”工作人员过去挖开一看，土里不止有一口棺材。 棺材总共七口。破旧的木板里露出斑驳的衣物碎片，还有残缺的骸骨，一具具排列在一起，仿佛等了多年才等来这一天。开棺时，第三具遗体胸前贴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血迹已暗，却被双臂紧紧护着。 法医报告显示，这具遗体的关节严重变形，指甲脱落，酷刑的痕迹清晰刺目。此人正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李维邦。 清华大学出身的李维邦，早在1938年就离校回到南京，加入抗日救亡组织。南京在敌人控制下，地下党活动艰难，他负责联络学生和工人，策划了数次罢工抗议。 1946年，南京两浦铁路爆发“七二”大罢工，李维邦就是幕后策应者之一。他通过联系铁路工人骨干，布置宣传渠道，又协调南京大学等地的学生联动，工人与学生形成合力，工潮迅速蔓延，国民党方面震动极大。 多年后，有关该罢工的纪要文件仍清晰记载着他的代号。 那之后，李维邦已在敌方通缉名单上。1948年冬，一次秘密会议上，有地下党成员叛变，他和其他六名同志一并被捕，关进了宪兵司令部南京看守所。 这里是国民党特务秘密审讯政治犯的地点，被人称为“人进鬼出”。四个月中，各种酷刑轮番上阵，军统档案中有记录：李维邦被捆在老虎凳上超过36小时，特务反复劝降无果。 与李维邦一同被捕的还有19岁的交通员陈阿毛，他被捕时怀里还揣着母亲早晨给他做的饼干；还有林一民，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主要负责在校内传递情报；工人王建堂也在其中。他们都曾有选择生的机会，只需签一份“悔过书”，就能苟活下来。 可没人低头。 特务恼羞成怒，决意在南京解放前将这批“死硬分子”彻底清除。 1949年1月，南京战局紧张，国民党准备撤退。某个夜晚，李维邦等人被押上囚车，拉到宝林庵后山。他们没有审判，没有通告，甚至没有反抗的机会。 早在1937年日军侵华期间，南京地下党就在组织抵抗。新四军西进时，南京地下党不仅承担情报传递，还为华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人员与物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南京地下党活动更加危险，但队伍反而在扩大。李维邦正是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他曾在一次组织汇报中写道：“死是常事，活着是责任。” 他没能活到南京解放，但他守住了责任。1951年那场挖掘，不仅揭露了国民党的罪行，也将七位烈士的名字镌刻进了人民的记忆中。 曾有人问：信仰到底是什么？李维邦给出的答案是：“死也不说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