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林徽因1904年出生在杭州，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她早年接受过较好的教育，1920年随父亲去欧洲考察，在伦敦接触到西方建筑，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 1924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因为建筑系不收女生，她进了美术系，但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成绩一直不错。1927年毕业后，她又去耶鲁大学学了半年舞台美术。1928年两人结婚，回国后先在东北大学教书，后来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 从1930年代起，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团队，走遍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实地测绘古建筑。他们爬塔、钻殿堂，记录梁枋、斗拱、彩画等细节。 1937年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他们在佛光寺东大殿找到唐代题记，证明中国还有唐代木结构建筑保存下来，这在当时是重大发现。那几年他们生活相对稳定，在北平的家里常有文化人聚会，讨论建筑、文学和艺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林徽因一家不得不离开。他们先去天津，后来辗转到长沙，又因为长沙被轰炸，继续南下。1940年底，营造学社整体迁到四川李庄。李庄是个小地方，位于长江边，条件很差，房子简陋，潮湿，医疗也跟不上。林徽因的肺结核本来就反复，这时候因为营养不良、劳累和环境，病情加重。她身体越来越瘦，经常发烧咳血，生活开支却压得喘不过气。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严重，教授薪水到手没几天就贬值。梁思成脊椎有旧伤，需要穿铁架支撑，林徽因自己也病着，还得想办法维持家用。她把家里的衣服、钢笔、手表等能卖的东西一件件变卖，换点钱买米买菜。家里米缸经常见底，日子过得紧巴巴。 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费慰梅是她在美国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信里她直说最近揭不开锅了，问能不能借点钱。这封信对她来说不容易，因为她向来骄傲，但实在没办法了才开口。 费慰梅收到信后马上行动，寄了一百美元过来，还帮忙联系美国几所大学，邀请梁思成夫妇过去教书，顺便治病。那时候一百美元不是小数目，能解决不少燃眉之急。但林徽因很快回信拒绝了。她说现在国家在受难，他们要留下来一起扛，不能走。她还对家里人说过，如果真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家门口就是长江，也不会去国外苟活。 在李庄那几年最难熬，林徽因一边养病，一边和梁思成继续整理之前的考察资料。他们把十多年积累的测绘图、照片、笔记一点点归纳，写成书稿。她主要负责五代到金的部分内容，经常卧床校对，咳嗽的时候捂着嘴坚持写。就是靠这种状态，他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林徽因一家终于回到北京。1949年后，她继续参与建筑相关工作。1950年她加入国徽设计小组，和清华大学团队一起提出方案，里面有玉璧、五星、齿轮和嘉禾元素。她还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负责碑座的纹饰和花环浮雕。19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多次提出保护北京城墙的意见，认为城墙有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保留或改成公园，而不是全部拆掉。她和梁思成在这件事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写文章、开会陈述。 1951年她开始推动景泰蓝工艺的改进，到工厂了解情况，设计一些民族风格的图案，给代表团做样品。1953年她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理事，还主编《建筑学报》。1954年她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身体一直不好，肺结核加上长期劳累，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51岁。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墓碑上有她设计的汉白玉花环图案。 林徽因这一生，从北平的优渥到战时的颠沛，再到最后的坚持，基本都和建筑绑在一起。她没选择离开，而是把后半生留在国内，把力气用在古建筑研究和城市保护上。那封借钱的信，是她最难的时候写下的，但也说明她在那种环境下还是保持了基本的自尊和底线。 很多人记住她和徐志摩、金岳霖那些故事，但更实在的是她在李庄小屋里咳着写书、在北京城墙问题上据理力争的那些事。这些才是她留给后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