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三星集团早在2008年就开始在越南布局生产基地，初始投资6700万美元，主要针对手机组装业务。到2017年，三星关闭了位于深圳的手机工厂，这是其中国生产线的首次重大调整。随后，2019年天津和惠州工厂相继停产，整个转移过程涉及设备拆卸和物流运输，总投资在越南累计超过200亿美元。 目前，三星在越南拥有6家大型工厂，雇佣员工超过10万人，主要生产智能手机、显示屏和半导体部件。这种转移主要是由于越南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星的策略还包括保留中国市场的销售和研发部门，以保持本地化运营。越南工厂的出口额在2023年达到557亿美元，占据三星全球产量的显著份额。这种模式反映出跨国企业对成本敏感度的追求，也凸显了越南作为新兴制造中心的崛起势头。 东芝公司在2021年关闭了大连工厂，这是其在中国运营30年的家电和电机生产基地的终结。转移目标指向越南栋奈省的现有基地，该基地于2008年成立，专注于工业产品制造。关闭大连工厂后，东芝将产能整合到越南，旨在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越南基地获得日本管理协会的认可，主要生产高效电机和相关部件。 东芝的这一决定源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市场需求波动，公司评估显示，越南的劳动力市场更具竞争力。此外，东芝在越南的投资还包括技术升级，如引入自动化生产线，以适应全球供应链需求。转移后，东芝的中国业务转向销售和服务领域，减少了制造依赖。这种调整是东芝整体重组的一部分，公司近年来面临财务压力，但越南基地的运营帮助稳定了其亚洲生产网络。 阿迪达斯从2010年代初开始逐步将代工厂从中国转向越南。2012年，阿迪达斯在中国拥有数百家供应商工厂，主要生产运动鞋和服装。到2018年，其越南生产占比已达42%，超过中国。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是劳动力成本，中国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而越南提供更低的薪资标准和年轻劳动力群体。 阿迪达斯通过与本地供应商合作，扩展了胡志明市附近的工厂网络，涉及缝纫、注塑和组装工序。公司还注重供应链可持续性，在越南引入环保材料采购。转移过程包括关闭部分中国生产线，并将设备和技术转移到新基地。阿迪达斯在越南的投资促进了当地就业增长，但也面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如疫情期间的物流挑战。目前，阿迪达斯越南工厂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市场，占据公司全球产量的主导地位。 耐克公司的生产转移与阿迪达斯类似，从2012年起越南占比逐渐上升。那一年，中国生产占比为32%，越南为33%。到2024年，越南占比达到50%，中国则显著下降。耐克在中国减少了工厂数量，将重点转向越南的100多家供应商，主要生产运动鞋、服装和配件。转移的原因包括成本控制和地缘多样化，越南的自由贸易协定如CPTPP为出口提供关税优势。 耐克的投资策略包括培训当地工人，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公司在越南的工厂网络覆盖多个省份，涉及原材料采购到成品组装的全链条。转移过程中，耐克协调了全球物流，确保部件供应不中断。尽管中国市场仍是耐克的重要消费地，但制造重心已南移。这种变化反映了服装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性，企业不断寻求成本洼地以维持利润率。 佳能公司在2024年宣布关闭中山工厂，这是其在中国运营24年的激光打印机生产基地。工厂巅峰期年产数百万台设备，雇佣超过1万名员工。到关闭时，佳能在中国办公设备市场份额仅剩6.4%，产品主要供应海外。转移目标是越南和泰国现有基地，越南工厂负责部分产能扩张，泰国则处理剩余订单。 关闭过程于2025年完成，涉及设备分流和员工安置。佳能的决定源于电子化办公趋势，激光打印机需求萎缩，加上本土品牌竞争激烈。公司在越南的投资包括升级生产线，以适应数字化产品制造。转移后，佳能的中国业务聚焦于医疗成像和半导体设备，保留了苏州和西安的工厂。这些基地生产高端部件，如芯片和光学仪器。佳能的策略旨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制造业转移的浪潮不止于这些企业，更多公司如英特尔和富士康也部分转向越南。越南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激励，吸引外资流入。2023年，越南吸引外资额超过36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相比中国，越南的劳动力年龄结构更年轻，平均工资仅为中国的一半左右。这使得越南成为东南亚制造枢纽，出口额持续增长。 但转移也带来挑战，如越南的供应链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完善，电力供应和港口容量有时成为瓶颈。中国制造业在这一背景下加速转型升级，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政府推动“双碳”目标，鼓励企业采用绿色技术。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仍达30%，显示出强劲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