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员汪戈被捕，特务们准备开始逼供。刑具已摆上桌面，老虎凳、辣椒水随时可用。就在这最危险的一刻，审讯室门被推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汪戈，又转向特务，低声说了一句：“人我来审。”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的关键阶段。1947年，中国大地硝烟未散，国共双方在政治、军事、情报上展开激烈对抗。 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以中统机关为核心，严密监控、打击共产党地下组织。地下党员一旦被捕，就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汪戈就是这样一个在西安地下岁月里坚守的党员。1947年某日，他因为一名告密者的揭发，被中统秘密逮捕。一次失手，一次陷落，他落入了看似“合法”的审讯室。 这不是简单的抓捕，而是针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清洗行动。中统特务知道，汪戈不仅仅是普通线人，他掌握着重要的组织联络网络和情报路线。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手铐锁在汪戈的手腕上，脚镣生硬而冰凉。特务们摆好了刑具，准备实施“专用审讯程序”。 这种审讯不是简单问话，而是联想酷刑逼供：长时间限制饮水、老虎凳、辣椒水……目的是逼出地下党组织的每一个细节。历史上无数党员在类似情景下牺牲，这种恐吓和折磨不只针对肉体，还攻击人的精神。 就在这种即将爆发的紧张时刻，审讯室的门被推开。走进来的人正是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李茂堂。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他当时的身份在中统系统中地位不低，可以说一句话有分量。 但真正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随后对汪戈投去的一个眼色，以及对特务说出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我来审。”在那一瞬间，屋内仿佛停止了呼吸。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更没人想到，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力量和智慧。 李茂堂这个名字，在中统的档案中并不陌生。他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但在共产党地下情报史上，同样留下了他的影子。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形势复杂的环境中被捕，于1930年代进入中统系统。凭借其电报技术和情报才能，他逐渐在中统内部升至要职。 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使他在特务系统内具有极大的行动空间。作为中统重要人物，他能接触并掌握大量情报系统资讯；作为秘密的共产党同路人，他又能将这些情报回传给地下组织，为敌后斗争提供关键支撑。几十年的潜伏，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这种身份的平衡并不容易维持。 在西安的中统内部，李茂堂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方面，他主持审讯、调度情报，对内对外维护中统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悄无声息地保护共产党地下力量，避免一次次被捕的同志落入致命陷阱。他这样的双面角色，在当时的情报战线上极为罕见。 汪戈被捕后，局势已经十分危险。中统内部正准备按传统的刑讯方式逼供。这样的逼问，一旦开始，被捕者很难保有抵抗力，精神和肉体都会被摧毁。而李茂堂的那句话，不仅阻止了特务的直接折磨，更意味着他准备亲自接手审问过程。 这不是简单的“更换审讯者”，而是一种策略上极高的转换。中统内部的人听到这句话，并未立即反对，一方面是对他权威地位的自然服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这突如其来变化一时无所适从。这个瞬间，整个审讯室的重心发生了交换。 李茂堂接手审问的过程，并不是沿用特务的粗暴手段，而是利用自己对中统系统规则和特务心理的深刻理解，创造了一种“假审讯真营救”的局面。历史资料暗示，在那样的场景中，他通过巧妙安排，让中统内部误以为这是一次例行详细调查，而不是真正的刑讯逼供。 与此同时，被捕的汪戈在极端紧张和恐惧中，凭借坚定的信念撑过了最初的审问阶段。他的被捕对地下组织来说是重大威胁，情报被抓住可能会牵连无数同志。但同样正是这种紧要关头，让李茂堂看清了当下形势的紧迫性和决断的重要性。 通过精妙安排，李茂堂不仅成功避免了对汪戈的酷刑折磨，还为后来的一次“秘密营救”创造了条件。在那次看似正常的审问中，他利用中统内部对他的尊重，以及对外保持的严格审问假象，让特务们放松了戒备。最终，汪戈被悄然安排脱离险境，回到革命组织。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长期斗争、深谋远虑和政治智慧的结果。汪戈脱险后，他将在狱中所见所闻、被捕经过、审讯过程中的蛛丝马迹，包括中统内部对地下网络的追查方向等宝贵信息反馈给组织，为后续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