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1941年14岁的黄有良刚割完半垄稻子正琢磨着回家给弟弟带块红薯，身后突然就炸响一声带着洋腔的呵斥，一扭头，十几个挎着步枪的日本兵已经把她堵在了田埂上。 黄有良吓得手一松，稻笼摔在田埂上，金黄的稻谷撒了一地。她转身就往山林里跑，瘦小的身子在树丛中穿梭，可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没跑多远，一只粗糙的大手抓住了她的后领，硬生生把她拽了回来。几个鬼子一拥而上，像饿狼一样撕扯她的衣服，粗糙的手指在她身上乱摸乱捏，嘴里还发出刺耳的哄笑。 黄有良又怕又怒，本能地抓起身边一个鬼子的胳膊，用尽全力咬了下去，直到尝到嘴里的血腥味才松口。 那鬼子疼得大叫，抽出腰间的军刀就朝着她劈来，寒光闪过的瞬间，黄有良吓得闭上了眼睛。 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只听见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用生硬的中文大喝一声，举刀的鬼子悻悻地收了刀，不甘心地退到一边。 这个留着八字胡的军官挥挥手让其他鬼子散开，走到黄有良面前，嘴里念叨着 “姑娘别怕”。 黄有良蜷缩在地上，赶紧拉过被扯烂的衣裙遮住身体，看着军官驱散了其他鬼子，心里竟生出一丝侥幸，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 她忍着身上的疼痛和羞耻，捡起地上的稻笼，踉踉跄跄地跑回了家，却没发现那个军官远远地跟在她身后，记下了她家的方向。 回到家的黄有良扑在母亲怀里哭了很久，把田间的遭遇断断续续说了一遍，母亲抱着她发抖，只能一遍遍叹气，让她往后别独自去远田。 可安稳日子只过了一夜，第二天午后，那个军官就带着两个鬼子找到了家里。 黄有良吓得躲进邻居家的柴房，鬼子们找不到她，就把她的父母推倒在院子里，用枪托狠狠抽打。 邻居家的墙不厚，父母的惨叫声和鬼子的呵斥声清晰地传进来，黄有良捂着嘴不敢哭出声，心如刀绞。为了不让父母再受折磨，她只能咬着牙从柴房走了出来，被军官强行拉进了里屋。 从那天起，那个军官就成了家里的噩梦，他每天都会来，只要黄有良稍有反抗，父母就会遭到毒打，她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屈辱都咽进肚子里。 这样的日子熬到1942年春天，几个鬼子开着军车来到村里，把黄有良强行推上车，一路颠簸着送到了藤桥的日军军营。 车停下的那一刻，她看到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军营里还关押着十几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姑娘，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在这里，黄有良和其他姑娘们白天要做繁重的杂工，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打骂，到了晚上，更可怕的折磨在等着她们，常常是三五个鬼子轮流闯进房间，她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只能任由对方糟蹋。 黄有良见过同屋的姑娘偷偷策划逃跑，可刚翻过军营的土墙就被抓了回来，鬼子们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关在柴房里几天几夜，再见到时人已经奄奄一息。 这些场景让黄有良彻底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她知道，在这里，活着或许是唯一的奢望。 被关押的两年里，黄有良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身体越来越虚弱，眼神也变得麻木，1944年夏天，她的堂哥黄文昌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摸到军营门口。 跟鬼子说她爹没了，求着让她回去奔丧，黄有良跟着堂哥一遍遍地磕头，鬼子军官才勉强点了头，却撂下狠话，让她办完丧事必须回来。 跟着堂哥往家走的路上，黄有良心里七上八下，可到了家门口才发现，爹正好好地站在院子里，这是家人为了救她，想出的瞒天过海的计策。 家里人连夜在村外的荒坡上堆了两座假坟，对外谎称黄有良伤心过度，跟着爹一起走了，紧接着一家人连夜往百公里外的保亭县逃，一路上靠讨饭、挖野菜活命，生怕被鬼子发现。 为了生存，她嫁给了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本以为组建家庭能换来安稳，可丈夫知道她的过去后，一不顺心就对她拳打脚踢，把生活的不顺都发泄在她身上。 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来到海南，找到黄有良核实情况，当翻译把 “可以起诉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的话转达给她时，这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眼中燃起了一丝光亮。 2001年7月，黄有良和陈亚扁等8名海南的幸存者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赔偿。 可法庭上的正义来得格外艰难，日本法院一次次以 “个人不能起诉政府”“超过诉讼时效” 等理由驳回诉求。 此后的十几年里，她又一次赴日作证，一次次等待判决结果，可等来的却是一次次败诉，2017年 8月12日，距离第五个全球 “慰安妇” 纪念日还有两天，90岁的黄有良在自家的小瓦房里病逝。 这场跨越七十多年的噩梦，最终以没有道歉、没有正义的结局落幕，她的一生，熬过了日军的摧残，扛过了世俗的偏见，忍受了病痛的折磨，却始终没能等到那句迟来的道歉。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新华网——“慰安妇”黄有良 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