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参加三峡大坝修建的工程师说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曾在大坝修建之前，我国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曾多次表示不能修建大坝，但却遭到了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万里是留美归国的水利工程专家，上世纪30年代就踏遍长江上游与四川主要支流做实地踏勘，对长江水文地貌的了解刻在骨子里。他反对三峡大坝修建，核心依据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和长江自身的水文特点。三门峡工程建设时，他孤身反对的泥沙淤积问题最终成为现实，潼关段泥沙淤积引发的水患，让他对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格外警惕。他认为长江三峡以上河床存在大量砾卵石，建坝后这类物质无法被水流冲走，最终会淤塞重庆航道甚至引发水患，同时他也提出，发电需求可通过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的电站满足，经济效应会比三峡大坝更高。 1986年国家启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412位专家参与其中，黄万里却未被邀请。他始终没有放弃表达观点，数次给中央相关部门写信，甚至希望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当面陈述反对理由，只是这些诉求最终都没有得到回应。晚年病重昏迷时，他口中还喃喃念着三峡不能上，2001年离世时，这份遗憾也成了他心中未了的牵挂。 三峡工程的决策，从来不是简单的建与不建的选择，而是历经数十年反复论证的结果。从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投票形式通过兴建决议，再到1994年正式开工，整个过程凝聚了几代水利人的心血。1986年的重新论证阶段，国家吸收了不同观点的专家参与，形成14个专题论证报告，最终得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结论，确定了175米蓄水位的中坝方案，这份结论的形成，是结合了防洪、发电、航运等多重国家发展需求的综合考量。 三峡大坝建成运行至今，各项综合效益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防洪作为工程首要任务，大坝能控制荆江河段95%以上的洪水来量，将该河段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至100年一遇，累计拦洪近70次的成果，直接守护了长江中下游数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发电方面，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超1.7万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5.5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9亿吨，成为我国清洁能源供应的重要支柱。航运上，库区航道等级提升，三峡船闸累计通过货物超21亿吨，让西南腹地与沿海地区的物资交流变得更为便捷。生态与民生层面，库区干流水质稳定在Ⅱ类，森林覆盖率超50%，移民安稳致富的成效也在逐步显现，库区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9%。 不同时代的专家站在各自的专业视角，提出的观点都源于对水利工程的敬畏与对国家发展的考量。黄万里教授的反对意见，也成为三峡工程论证与建设过程中，重视风险、不断优化方案的重要参考。三峡工程作为世纪工程，在运行中仍在不断应对新的问题，生态调度、泥沙治理等工作始终在推进，这也是大型工程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必然过程。 工程建设的决策，往往需要在多方考量中寻找最优解，三峡工程的价值早已在实际运行中得到印证，而不同的声音，也让我们在大型工程的规划与建设中，始终保持着审慎与理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