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警察郑成越：为聂树斌案翻案 郑成越第一次在档案室里看到聂树斌案的卷宗时，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往下掉。 他已经从一线退到了信访岗位，每天面对的都是重复的哭诉和厚厚的材料。直到那个裹着旧头巾的老太太跪在他面前，把一沓泛黄的申诉材料拍在桌上，声音嘶哑地喊：“我儿子是被冤枉的！你们警察不能睁眼瞎啊！” 郑成越的手指划过卷宗里“聂树斌”三个字，指腹一阵发烫。那是1995年的案子，他当时还是个刚入警的年轻人，只隐约听说过这起“石家庄玉米地奸杀案”。他花了整整一周，把所有证词、物证和审讯记录都翻了一遍，越看心越沉。 死者康某的死亡时间、聂树斌的作案供述、现场提取的自行车……每一处都透着说不出的别扭。他连夜驱车赶往河北，在堆满杂物的仓库里找到了当年的办案民警老冯。 “老郑，这案子都结了十几年了，你图什么？”老冯给他递烟，眼神里满是疲惫，“当年的证据链都钉死了，翻案就是打我们自己的脸。” 郑成越把烟按在烟灰缸里，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我们穿这身警服，不是为了维护面子，是为了维护真相。” 他开始了漫长的奔波。一次次去看守所找当年的证人，一次次去案发现场复勘，甚至在玉米地里蹲了三天，就为了确认案发时的光照条件。 有一次，他去聂树斌的老家，聂母拉着他的手哭到晕厥，醒来后只反复说：“郑警官，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这案子太难了……” 郑成越攥着老人的手，喉咙发紧：“大娘，您信我，只要我还穿着这身警服，就一定给您一个公道。” 最难的是面对来自系统内部的压力。有人劝他“别给自己惹麻烦”，有人暗示他“影响不好”。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满墙的案件材料，一遍遍地核对细节。 直到2016年的冬天，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聂树斌案的那天，郑成越坐在旁听席上，看着法官宣读“原审判决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聂树斌无罪”的那一刻，他突然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里涌了出来。 散庭后，聂母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个头。郑成越连忙把老人扶起来，自己的膝盖却跟着一软。这些年的奔波让他的肺结节越来越严重，医生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他回到办公室，把聂树斌案的卷宗重新归档，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警察的勋章，从来不是挂在胸前，而是刻在老百姓的心里。”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整座城市。郑成越知道，他的路还没走完。只要还有人喊他一声“郑警官”，他就会一直站在那里，像一棵老松，守着这世间的公道与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