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向我国付了一半定金，购买了24架歼6战斗机，哪知道，战斗机交货后，索马里却拒绝付尾款。中国代表十分气愤，6次去追债都没有追回来，最后，一个小伙子想了一个妙招追回了货款。 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大约于1910年生于埃塞俄比亚希拉博镇，属于马雷汉氏族，家庭以游牧为生。他幼年目睹父亲和兄长在部落冲突中丧生，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坚韧性格。他在卢克镇接受基础教育，后加入意大利殖民地警察队伍，从基层巡逻员起步。1940年代，他转入军队服役，参与边境巡逻和战术训练。1950年代，他升为军官，指挥部队防范邻国入侵，并前往意大利深造军事战略。返回后，他快速晋升，到1960年代已成为军队高级将领。1969年10月21日，他领导军事行动推翻原有政权，自任总统。他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推广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起初与苏联合作，获得武器援助，提升军队实力。1977年，他下令进攻埃塞俄比亚，试图夺取奥加登地区，但此举导致苏联撤援。他转向西方求助，却未获实质支持。随后，他接触中国，寻求新伙伴关系。这段历程反映出西亚德·巴雷在国际舞台上的转向策略。 西亚德·巴雷掌权后，索马里面临经济和军事挑战。他推动多项改革，包括兴建学校、医院和道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他的军队在失去苏联支持后实力削弱，特别是空军装备老化。1977年奥加登战争失败进一步暴露了这一问题，原有米格飞机无法与邻国抗衡。西亚德·巴雷需要廉价可靠的替代品，于是转向中国。1979年，双方达成协议，索马里购买24架歼6战斗机，总价3300万美元，先付1650万美元定金，剩余部分交付后结算。中国重视此订单，工厂提前半年于1980年9月完成交付。索马里接收飞机后拒绝支付尾款，多次以财政困难为由推诿。中国代表团先后6次前往催款，却均无结果。航空技术公司成立小组分析情况，担忧债务难以收回。1981年春天，一位年轻外交官李明研究索马里资源，发现其3000多公里海岸线富含金枪鱼和龙虾。他提出用海洋资源抵债方案，允许中国渔船作业10年，以捕捞收益扣除欠款。小组成员工核算后确认可行。 重新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该方案，索马里官员认可其实际性。1981年，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中国渔船开始在索马里海域捕捞，海产品销售逐步清偿1650万美元尾款。这笔交易不仅解决了债务，还推动两国合作深化。中国援助修建南北公路，派遣农业专家指导灌溉技术，组织医疗队和教育交流项目。索马里学生前来中国学习，增强了人文联系。西亚德·巴雷的统治风格引发国内不满，反对力量逐渐集结。1991年，反对武装攻入摩加迪沙，他被迫出逃，先至肯尼亚，后转往尼日利亚。内战爆发，国家陷入混乱，捕鱼协议因安全问题中断。西亚德·巴雷在拉各斯度过流亡生活，1995年1月2日因心脏病去世。他的早期政策推动了基建，但专制方式导致国家分裂。 西亚德·巴雷的生平体现了殖民背景下的崛起路径。他从殖民警察起步，逐步掌握军权，利用机会推翻政权。他的社会主义实验旨在摆脱贫困，但对外冒险政策带来孤立。转向中国合作是其外交调整的一部分，体现了实用主义取向。这笔军售交易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时期的军备需求。歼6战斗机虽非最先进，但对索马里空军重建有实际价值。债务拖欠反映出索马里经济脆弱性，财政吃紧成为常见借口。中国多次追债的坚持显示了外交韧性。李明的方案源于对索马里资源的深入了解，海岸线渔业潜力成为关键杠杆。这种资源换债务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并非孤例，体现了灵活谈判的重要性。协议签署后，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合作项目覆盖多个领域。 债务解决促进了中索经济互动。中国渔船捕捞活动带来稳定收入，用于抵偿欠款。这不仅缓解了索马里现金压力，还为中国提供了资源获取渠道。南北公路建设改善了索马里交通，农业指导提升了灌溉效率，医疗援助增强了公共卫生。教育交流让索马里青年接触中国文化，促进理解。西亚德·巴雷的统治后期，国内矛盾激化。氏族冲突和经济问题加剧不满，反对派组织武装反抗。1991年攻占首都标志着政权崩塌，他仓促逃亡反映了权力不稳。流亡尼日利亚期间，他过着低调生活，直至去世。内战破坏了早期合作成果，渔业协议被迫中止，国家基础设施遭损毁。这段历史显示出外交合作的脆弱性，受国内政治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