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12月，在北京“法治与产业安全”研讨会上，卢麒元的这番话让不少人“破防”。为啥？因为他这句话，直接戳到了我们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痛点。 这个提议背后，其实是两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首当其冲的是外部的规则压力，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些法律草案里，悄悄多了一句“优先采用国际标准”。 这几个字，听起来没毛病，甚至挺与时俱进的。但问题是，很多领域的“国际标准”，到底是谁说了算？ 掰开来看，话语权大都还在欧美手里。举个近的例子，欧盟前阵子强制统一充电接口，理由是环保。 结果苹果公司也只能接受，这实际上是巩固了欧洲自身产业链的优势。 如果这个逻辑延伸到新能源车、金融数据、芯片设计这些我们的命脉领域。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地“优先”，那产业要怎么走，技术要怎么突破，都得先看看别人的规矩。 重要的是，内部的利益牵扯。立法者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利益构成。 一个人的钱放在哪里，孩子在哪里上学，这些最现实的问题，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判断。 设想一下，一位专家在国内立法讨论中很有分量，但他的子女和主要家产都在海外。现在，让他来审核一部限制资本外流的法案，他的立场会是什么？ 这并非说他存心要坏，而是一种利益的牵扯，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天平的倾斜。 美国政坛那种高官下台、无缝衔接到自己曾监管的大公司当高管的“旋转门”，就是把这种资本与权力的默契玩到了极致。 我们现在的监督机制，跟不上这种动态的变化。一个人刚进体制时的背景审查，只管得了当时。 可过了十年、二十年，他的社会圈子、他的家底、甚至他心里认同的东西，都可能已经变了。手里的授权还在，但人，可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这样的情况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某地搞优化营商环境的条例，草案里竟然写进了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条款。 后来一查才发现，起草的专家团队，跟国外的咨询公司走得很近。这种条款一旦通过，伤害的是成千上万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还有更隐蔽的，通过境外的课题资助、学术交流来施加影响。 一个学者的研究项目，长期都靠某一类外部资金养着，若他参与到相关产业政策制定中时，我们还能相信他的观点是完全中立的吗？这是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所以，卢麒元“每次审查”的提议，本质上把背景审查从一次性的门票，变成贯穿全程的安检。 可反对的人觉得，这么搞，立法流程得拖到猴年马月去，成本太高。 而且审查标准怎么定？如果标准模糊，就可能被滥用，甚至把真正有国际视野的人才都挡在门外，让立法变得越来越封闭。 但支持的人认为，这笔账得反过来算。立法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一个规则决定输赢的时代，任何可能让立法权被利益绑架的口子，都必须堵上。 为了防止一部坏法律造成长期的、巨大的损失，牺牲一点效率是必要的。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美国议员的财产和利益关系必须严格公开申报。日本对产业立法有独立的审查机构。而欧盟在搞数字立法时，也要求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亮明身份。 所以，未来的方向或许是一套分级分类的透明化管理体系。比如，事关国家安全、金融、核心技术的立法，就用最严格的尺子去量，进行深度的背景和利益排查。 而一般性的社会民生立法，就走简化高效的程序。审查的内容也得具体化，家庭成员的海外资产状况、社会兼职、参与项目的资金来源等等，都应该清晰明确。 整个审查过程要保证公正，审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让让所有人都能监督。 卢麒元那句听起来有点“极端”的话，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全球这个复杂的牌桌上，我们必须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安全阀”是否拧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