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就在几个月前，罗健夫还坐在陕西临潼771研究所的实验台前，手边摊着图形发生器Ⅲ型的设计草图。他用右手操作仪器，左手却始终紧按着胸口。 技术人员看到他脸色发白，劝他去检查，他却摆摆手，说等这段时间过了再说。 那时候，图形发生器Ⅱ型刚刚完成升级，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这个设备是制造集成电路不可缺的工具，国家早在1975年就立了专项任务。 可要推进Ⅲ型，就得突破更小制程、精度更高的光刻定位问题，连国外都不轻易公开资料。罗健夫知道，设备越复杂，越不能出半点错。 其实从1969年单位调他到临潼，他就知道任务有多重。没有现成资料，也没有样机，只能靠自己去书店、查图纸、跑资料室，一页一页啃。 他学的是核物理，不是机械或控制，但凡事只要沾上“国家需要”四个字，他就认了。公交车上看书错过站、凌晨跑资料室，这些在所里几乎是家常便饭。 1972年，他带队试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空白。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那次申报时，他坚决把自己名字排到最后，还说：“功劳是集体的，我只是多读几本书。” 1981年10月，他第一次感到胸口剧痛。可当时Ⅲ型开发正进入逻辑控制核心调试，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晚上回家，忍着痛看资料，自配中药缓解症状。 有人来医院看他，他不是寒暄，而是翻出图纸，一页页讲可能的逻辑漏洞，还交代哪个参数未校准。 医生建议使用镇痛剂，他拒绝了。说那东西影响中枢神经，会影响思考。他说：“我不能动手了，但还可以当参谋。” 临终那几天，他强撑着交了最后一笔党费。身边同事谁也不知道，他体内早已满是癌瘤，连心脏旁边的器官都被肿瘤挤压变形。 他走后，研究所为他设立技术传承档案。 很多后来参与国产EDA设计和芯片制造的年轻人，都说“当年要是没有罗健夫他们那一代，我们现在都只能看别人脸色。” 他的故事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在西安、在临潼、在771研究所，很多老工程师提起他，还会习惯性说一句：“那是真正把命给了国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