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这句常被挂在嘴边的话，一头连着硝烟里闯出来的毛主席，一头连着改革年代的邓小平。 一个先把人从地上扶起来，一个接着忙着让日子鼓起来。 两人都在农村吃过苦，在战火里滚过地。 对照本宣科的教条心里有杆秤，更信土地上的冷暖。做决策、用干部，看的是实绩，空话、假话在他们那里站不住脚。主观愿望再美，跟客观条件对不上号，也得收回来。 中国是个大农村，这个判断在两人心里压得很重。毛主席带队打天下时，先动的是土地，只有农民翻过身，才谈得上中国人“站起来”。新中国立住脚后，轮到邓小平接盘，目光也先落在农村，心里清楚农民兜里要是一直空着，国家这盘棋迟早出问题，政策得因时因地来。 两人都是南方人，说话行事都带一点辣味。 毛主席那股辣，常常藏在诗词里。关键关口，他爱用几句词把军心气口提起来，既是抒情，也是布置任务。这种诗人气质，在生产关系问题上也能看出来。 他对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信心很足，认为只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就能大大调动生产力，加快奔向共产主义。1958年，党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把人民公社同实现共产主义紧紧拧在一起，文件里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显得急了。 邓小平不太会用诗说话。 忙完一天，他更乐意抓副牌，转几颗台球，或者看一场足球赛，把心里的账理清。情绪交给爱好消耗，真正说出口的，是政治、经济、军队、外交这些具体事情。写文章、作报告、谈工作，很少抛大词，更多盯着“这件事怎么办得成”。 视野的来源，也把两人分成两条路。 一位更多扎进中国历史，一位更早被推到世界面前。毛主席从年轻起就迷上史书，终生读史不辍。讲话写文，顺手拎出典故，用古人、古事解释现实问题，《毛泽东选集》里一串串历史人物，就是这种“古为今用”的印记。 他常从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琢磨当下这一步，把判断铺在更长的时间线上，这种眼界慢慢凝成一种超凡魅力型的权威。 对外开放，他心里不赞同关门过日子。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打开窗户”的话并不少见，只是现实环境太冷。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长期对中国封锁，中国与世界之间像被拉起一层厚帘子，加上那时对世界格局的认识有限，开放的愿望和真正能做到的程度之间，总隔着一道沟。 邓小平看到的世界，要具象得多。 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车间和拥挤宿舍里摸爬滚打；后来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先后七次到苏联访问；改革开放前后，他走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看到别人怎么搞科学技术，怎么管企业，怎么在全球市场里厮杀。这些经历叠在心里，让他时时感到紧迫。 再回头看国内那些年积累起来的“左”的做法，在他看来，不只是路线争论，而是输赢问题。 如果不换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很可能被甩到后面。 所以他把国内经济建设定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把对外战略扣在“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上，少在意识形态上纠缠，多从国家利益出发安排棋局，努力塑造一个可信、稳重、愿意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 讲到权力，两人的选择更有对照感。 毛主席一生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在理论上尖锐批评过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长期革命斗争中，他立下的功劳极大，威望高得难以比肩。 宣传口径在这种氛围里慢慢偏向个人，领袖几乎默认只指向他一人，集体领导的分量被挤压，毛泽东思想时常被写成几乎完全出自个人的天才创造，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讲得不够，领袖的错误和局限提得很少，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都有了土壤。 邓小平接过这个局面，一边捍卫毛主席在党内和历史上的地位，一边提醒评价毛主席要实事求是，不可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供在神坛上不许碰。 对个人崇拜这种东西，他始终心存警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他成了这个集体的核心。 党内外不少人希望他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他干脆一一拒绝，有意把个人从台前往后压。 1988年九月，他对来访外宾直说，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说不上健康，只要那个人一有变动，局势就容易不稳。 一九八二年宪法通过后，国家机关干部系统，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全面实行任期制，邓小平自己在成熟期主动退休，也不只是个人退下来休息，而是给全党全国做了个样子。 从权威类型看，一位更多依靠个人魅力和革命功绩凝聚人心，属于超凡魅力型领袖；一位把权威牢牢钉在制度和法理上，更接近法理性权威。 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都把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心上，也都习惯根据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因时因地调整策略。 站起来也好，富起来也好，靠的都是这一点相同的脊梁，只是时代出的题目有差别，笔下写出的答案，自然就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