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三个空军叛徒在台北为另一名空军叛徒扫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从照片上看这

1962年，三个空军叛徒在台北为另一名空军叛徒扫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从照片上看这三个人面容呆滞，眼神躲闪，似乎在害怕着什么，更讽刺的是墓碑上竟连亡者的名字也没有，那么他们祭奠的人是谁？和他们又有着怎么的关系呢？ 这张老照片里的三个人，后来被证实是邵希彦、高佑宗和刘承司，他们站在台北市郊的一座无名墓碑前，身后是1960年代台湾当局特意修建的“义士纪念区”。 当时报纸上说这是“反共义士”的集体悼念，可镜头里三人攥紧的拳头和僵硬的站姿，怎么看都不像在缅怀战友。 最早出事的是杨德才，这个1930年出生的放牛娃，原本是解放军海航第五团的飞行员。 1960年1月12日，他驾驶米格-15从浙江路桥机场起飞，本该执行常规巡逻任务，却突然转向东南方向。 塔台呼叫时，无线电里只有沙沙的杂音，后来台湾方面公布的“叛逃报告”里写着“低空穿越海峡”，却绝口不提他在宜兰机场降落时操作失误，连人带机撞进了稻田。 杨德才死后成了政治符号，台湾当局把飞机残骸运到台北新公园展览，玻璃柜里的仪表盘还沾着泥浆。 他们称他“无名义士”，却连块正经墓碑都不肯立，这种矛盾在1961年变得更明显。 那年9月，原空军飞行员邵希彦和高佑宗开着架农药机叛逃，先降落在韩国济州岛，再转道台湾。 当局给了他们500两黄金，报纸上天天登他们的“悔过书”，可私下里却派人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刘承司的叛逃更像场闹剧，1962年3月，这个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因为没分到想要的手表，在部队里闹情绪。 本来领导已经取消他的飞行资格，可他写了封声泪俱下的检讨，又重新拿到了驾驶杆。 结果刚上天就把歼-5战机开到了台湾桃园机场，台湾当局给他安排了记者会，还让富家千金跟他相亲，可照片里他胸前的红花，看着比谁都别扭。 这三个人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邵希彦拿着黄金投资房地产，被合伙人卷款跑路；高佑宗染上赌博，不到三年就把赏金输光；刘承司虽然在空军混了个职位，却始终得不到信任，每次升空都有“监视机”跟着。 1962年那次扫墓，其实是当局安排的摆拍，报纸要用他们的“团结”证明“反共义士”的凝聚力。 可镜头不会说谎，他们看向墓碑的眼神，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恐惧。 那块没有名字的墓碑，后来成了台北的一个秘密，直到2000年，台湾解密档案里才提到，杨德才的家人始终不知道他葬在哪里。 而邵希彦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每次路过新公园，看到那架残破的米格机，都觉得像在照镜子。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那些为了所谓“黄金梦”背叛信仰的人，最终连名字都没能留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