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被戴笠圈养3年的胡蝶，和结婚11年的丈夫离婚，然后嫁给戴笠。 不料，协议刚签完，戴笠就去世了，死讯传来的第二天，前夫带着孩子找上门：“骗子！跟我回家。” 胡蝶握着钢笔的手还在抖，离婚协议上的签名墨迹未干，报纸头版就印着戴笠专机撞山的照片。 门被推开时，她看见潘有声身后跟着两个孩子，小女儿怀里还抱着那件她三年前织了一半的毛衣，毛线头拖在地上，沾了些泥灰。 潘有声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胡蝶强撑三年的伪装，她看着孩子怀里那件起球的毛衣，想起11年前婚礼上，潘有声也是这样站在雨里等她拍完夜戏。 那时他说“戏拍完了就回家”，现在不过换了种语气，意思却没改。 她没解释离婚协议上的签字，只是接过孩子冻红的手，关上了那扇关了她三年的公馆大门。 离开重庆那天，潘有声没提戴笠，也没问这三年的事，火车穿过贵州山区时，他从包袱里翻出个铁皮盒，里面是她爱吃的云片糕，碎成了渣。 “路上买的，没找到完整的。”他挠着头笑，胡蝶却突然掉了眼泪。 原来他早就托人打听过她的近况，那些被“保护”的日子里，他每个月都往重庆寄东西，只是从来没到过她手里。 香港的日子是从一间带阁楼的老房子开始的，潘有声重操旧业做茶叶生意，每天天不亮就去码头看货。 胡蝶学着煲汤、缝补，把阁楼收拾成孩子们的书房，有次她半夜起来，看见潘有声蹲在厨房啃冷馒头，账本上画满了红圈。 他说“等这批茶卖了，就换个带阳台的房子”，我觉得这种日子，比银幕上的任何剧情都踏实，可直到1951年春天，那阳台也没等来。 潘有声走的那天，香港下着小雨，他攥着胡蝶的手，指节发白，断断续续说“别让孩子吃苦”。 她后来才知道，他早就查出了肺病，却瞒着她接了笔去南洋的危险生意，就为了给孩子们存够学费。 1959年她重返影坛拍《后门》，记者问为什么复出，她看着剧本里“母亲”两个字，突然想起潘有声蹲在厨房啃馒头的背影。 1989年温哥华的冬天，81岁的胡蝶在遗嘱上签字，护士问墓碑要刻什么名字，她指了指墙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1947年香港的全家福，潘有声站在最左边，穿着她织的灰色毛衣。 后来墓园的工人说，那块墓碑上“故妻胡瑞华之墓夫潘有声立”的字样，刻得比别的都深。 那张签了字的离婚协议，最终和戴笠的死讯一起锁进了旧木箱，而潘有声当年在火车上递来的云片糕铁盒，后来成了孩子们存放全家福的盒子。 乱世里的感情，或许本就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不过是你懂我的难，我知你的疼，然后牵着孩子的手，把日子过成彼此的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