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田汉在狱中去世。7年后，他的妻子才知道真相。然而，就在大家都他走得冤时，田汉的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1968年的寒冬，比刀子还冷的风卷着雪沫子往秦城监狱的铁窗缝里钻，一间阴冷的牢房里，一个干瘦的老人攥着半截铅笔，在皱巴巴的纸上写写画画。 他叫田汉，是写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人，可那会儿，没人喊他先生，只叫他“囚徒”。 弥留之际，他还在惦记着远在外面的妻子安娥，想写封信让她好好养病，等熬过这阵子，一起重返戏台唱折子戏。 可信纸还没写完，就被看守一把抢过撕得粉碎，碎纸片混着雪粒子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像他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几天后，这位70岁的老人悄无声息地走了，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剧本草稿。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娥，足足等了7年，才知道丈夫早已不在人世。 听到消息的人都红了眼眶，叹着说田汉走得太冤了，一辈子为了民族呐喊，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可安娥抹了抹眼角的泪，却轻轻说了句：“他有福气啊。” 这话听着让人揪心，可只有懂他的人才知道，田汉这辈子，早把自己的命，跟戏台、跟家国，捆在了一起。 谁能想到，写出如此激昂文字的人，小时候是啃着红薯看野台子戏长大的。 湘江边上的穷苦日子，让他早早懂了戏台是穷苦人的避难所。 二十岁那年，他揣着一腔热血创办《南国月刊》，在军阀混战的炮火里搭起流动戏台，戏班子走到哪儿，抗日的呼声就传到哪儿。 1935年的上海亭子间，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他握着笔杆子，字字泣血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那笔尖劈开的，是旧中国的沉沉黑夜，点燃的，是四万万同胞的抗争怒火。 抗战那几年，他带着戏班子走遍十八个省，饿了啃树皮嚼草根，渴了喝田埂上的脏水。 可只要锣鼓一响，他就像换了个人，在台上唱念做打，把抗日的决心唱进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后台那面斑驳的土墙上，他亲手写下的“戏比天大”四个大字，早就刻进了骨子里。 田汉的感情路，也跟他写的戏一样曲折。 青梅竹马的发妻临终前，把闺蜜托付给他，那段婚姻里没有爱情，只有道义。 后来遇上林维中，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又因为革命工作，认识了敢爱敢恨的女诗人安娥。 重庆防空洞的漫天硝烟里，安娥给他披上的那件外衣，捂热了他半辈子颠沛流离的心。 三个人的尴尬局面维持了十年，直到特殊年代的风暴袭来，把他们全都卷进了命运的漩涡。 就算被关进监狱，田汉的艺术灵感也没被锁住。 押解路上，他盯着看守的走路姿势，在心里琢磨新京剧的人物身段。 放风的时候，仰头看天上飞鸟划过的轨迹，默默记着能写进唱词的韵律。 1979年，田汉终于平反，工作人员在他的遗物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民间小调、方言俗语，这些散碎的素材，后来都成了《谢瑶环》《西厢记》这些经典剧目里的点睛之笔。 安娥走的时候，床头还放着田汉送她的定情诗集，扉页上那句“愿作鸳鸯不羡仙”，早就被泪水泡得看不清字迹。 弥留之际，她嘴里还念叨着戏服，说要跟田汉在戏台上重逢，他演刚正不阿的关汉卿，她演侠骨柔情的朱帘秀。 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每天准时举行，每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彻云霄，无数人挺直腰板行注目礼。 国家大剧院里，《关汉卿》的唱腔还在回荡，台下有白发老人举着手机录像，镜头里的水袖翻飞。 恍惚间，好像看见六十年前的田汉就站在那里，认真听着自己写的戏。 其实安娥说得没错，田汉是有福气的。 他这辈子，把笔当枪，把戏当旗，用文字唤醒了一个民族的血性。 他没来得及看到盛世中华，可他写的歌词，早就融进了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每当国歌响起，就是他的生命，在亿万中国人的胸膛里，永远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