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料到，如今岛内出现一种连他们自己都没察觉的风气，岛内已分成了两批人，那就是中国台湾人和日裔台湾人！ 走在台北的街头，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街角既有供奉着祖先牌位的传统庙宇，几步之遥就可能撞见挂着日文招牌的料理店。 菜市场里阿姨用闽南语吆喝着卖虱目鱼，年轻情侣讨论去哪家用日语命名的咖啡馆约会。 这种差异慢慢延伸成了一种隐性的人群划分，不知不觉间，岛内就有了中国台湾人和日裔台湾人的区分，很多人身处其中却没察觉。 这种人群区分的根源，要追溯到日本殖民台湾的半个世纪岁月里，那些被历史尘封的人口迁徙与融合痕迹。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人口快速增长，有限的土地难以承载过多人口，刚占领的台湾就成了疏解人口压力的目标地。 这些农民背着家乡的稻种、扛着生锈的铁犁，满心欢喜踏上滚烫的南国土地，在花莲吉野村、台东林田村搞起了聚居点。 可谁能想到，台湾的亚热带气候简直是 “劝退神器”，高温高湿不说，蚊子传播的疟疾、登革热把人折腾得够呛，好多人刚落地就水土不服躺平，最后硬生生病死了。 查过当年的殖民档案才知道，这些农业移民的存活率只有 57%，大部分人扛不住这罪，打包行李回了日本，就剩下不到 4000 人硬着头皮留下来，这就是日裔台湾人最初的底子。 除了官方组织的移民，少量日台通婚家庭也孕育了日裔后代，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普遍。 殖民刚开始那阵子，日本当局搞种族等级制，把自己人叫 “内地人”，台湾人叫 “本岛人”，明里暗里不让两边通婚。 就说台中清水的吴家，当年家主吴朝宗想娶日本女子佐藤雪子，愣是被殖民当局约谈三次，最后还是花了大价钱疏通关系才办成婚礼，这事在当地传了好多年。 就算是少数通婚的，背后也大多是利益交换，比如台北板桥林家娶了日本高官的女儿，立马就拿到了全台樟脑出口的特许证，一年赚的钱能买几十栋洋楼。 直到 1932 年《日台共婚法》颁布，这种婚姻才获得法律认可，但从 1905 年有记录到 1942 年的近四十年里，合法登记的日台婚姻也只有 986 对，繁衍的混血子女总数不足 5000 人。 好多人会把 “皇民化运动” 和日裔台湾人的形成混为一谈，但这俩完全不是一回事，1937 年之后，日本打二战打得正凶，殖民当局就搞起了 “皇民化运动”。 就是想让台湾人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死心塌地跟着日本天皇走，跟血缘融合半毛钱关系没有。 学校里只能说日语，谁说汉语就罚站、罚抄日文课文，严重的还得被拉去警察局训话。 虽然到 1944 年官方统计日语普及率已达 71%，但这只是表面的文化改造，深层的中华文化底蕴从未消失。 很多家庭会在除夕夜关起门偷偷祭拜祖先，还有像林幼春这样的私塾先生，冒着风险带学生传抄《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这种文化抵抗让 “皇民化” 始终没能真正扎根。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大规模遣返让在台的日本人少了一大半。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大概有 30.8 万人。 国民政府在同盟国的安排下，从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8 月，分 12 批次遣返，大部分人从基隆、高雄港口坐船回了日本。 就算是那些日台混血后代，也面临着艰难的身份选择，当时约 2.3 万混血儿女中，绝大多数跟着日籍亲属返回了日本，最终选择留在台湾并获得中华民国国籍的只有 1233 人。 不过也有少量日本人通过隐姓埋名、嫁入本地家庭等方式悄悄留下，比如台东地区就有部分日本女性，为了避免被遣返，嫁给了当地的原住民部落首领，她们的后代也自然而然成了日裔台湾人的一部分。 那些战后留在台湾的日裔后代，经过几代人的繁衍，数量已经有了明显增长，他们大多保留着部分日式生活习惯，比如家里会准备味噌汤、纳豆当早餐，每年樱花季会专程去阿里山赏樱。 同时，1960 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式流行文化开始大规模涌入台湾，动漫、日剧、流行音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人的生活。 很多年轻人虽然没有日本血缘，却因为长期接触日式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与日裔后代产生了共鸣，这也让 “日裔台湾人” 的群体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