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刘奕君拍戏回到家中，妻子吕梓媛冷着脸说，“我们离婚吧，一年到头不在家，又挣不到钱，日子怎么过？”刘奕君默默地同意了，只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 “你总说会有机会，可机会在哪啊？你一年到头都在外面，家里什么都是我扛着，我撑不住了。”吕梓媛说话的声音很低，但是手上的动作却很快，像是要把所有情绪都揉进那摞洗得发白的衣服里。 刘奕君那天很沉默，身上的戏服还没来得及换，站在门口脚下的尘土还没落下，家里的气氛就像冰箱门没关紧，那点温度全都漏光了。 他说不出反驳的话，现实就是这样，199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那时候俊秀的脸在市场上不吃香，角色都被喜欢粗犷外形的男演员拿走了。 他只能转身做幕后，编导短剧混口饭吃，1996年，抛下铁饭碗北上闯荡，住过地下室，也做过群演，拍戏的钱，交房租都紧巴巴。 婚后，吕梓媛还在银行上班，儿子出生了，奶粉钱都是她攒的，刘奕君跑组拍戏，一年大半时间不在家，家里几乎都是她一个人照顾孩子，灯泡坏了她换，孩子发烧她夜里背着去医院，日子一天天熬着，看不到头。 “要不，咱们别过了？”这是那年秋天，吕梓媛说的最重的一句话，刘奕君没有争辩，没去苦苦哀求，他懂，家里的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就是每个月的房租和儿子的课本费。 “孩子归我。”这是他唯一的要求，吕梓媛低头没说话，抿了很久的嘴，最后点了点头。 之后的日子没有想象中容易，儿子暂时交给西安的父母照顾，他自己在北京拼命接戏，那几年，他演过各种各样的小角色，工地老板、出租车司机、军人、老师，什么都演，就是没几个观众记住他。 他习惯了剧组的盒饭和廉价旅馆的床单，有时候收工晚了，只能在片场的椅子上眯一会儿，手机里唯一的“家人”联系人，是西安父亲的座机号。 他不敢在电话里抱怨，怕父母担心，更怕儿子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每次说“快了”，他心里都像被扎了一针。 2000年，《生死兄弟情》算是给他带来了一点希望，提名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但提名归提名，剧播完了，生活还是得继续。 他依然是“戏红人不红”，在片场刷脸，每个角色都拼了命地演，哪怕是三句台词的小配角，也要琢磨怎么让这个人活起来。 有同组演员打趣他：“老刘，你怎么那么较真呢，这戏谁记得啊？”他笑笑，没多说，他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演给别人看，是演给自己看的。 那年冬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雪，他在出租屋里抱着剧本，一页一页地琢磨，有时候，儿子的照片就夹在剧本里，累了抬头看看，心里就又有了劲头。 2003年，儿子长大一点，他把孩子接到了北京，那时他还没有稳定的收入，租住在老旧小区的两居室，儿子上学，放学后常常一个人在家写作业，刘奕君赶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夜里他会帮儿子盖被，顺手把桌上的作业本翻一翻，有时候，作业本上摊着他自己的剧本，父子俩就这么在各自的“角色”里熬过去。 生活一度像是在和他较劲，每次觉得快熬出头了，现实又拉他回去，直到2015年，45岁的刘奕君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年，他在《伪装者》里饰演王天风，一个狠辣、复杂的军统教官，这个角色让他一夜之间火了。 紧接着，《琅琊榜》里的谢玉又成了大家讨论的热门人物，观众终于记住了他的脸，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之前已经做了二十多年“无名之辈”。 爆红后，他没忘记给儿子打电话，那天电话那头的刘怡潼已经长大，声音里带着一点笑：“爸，你终于红了，能不能请我吃顿好的？”刘奕君一愣，然后笑了，眼角皱纹都挤在一起。 他知道，这一路，最难的不是没戏拍，而是那些年父亲和儿子的身份都没法好好扮演。 后来，生活终于松了口气，2009年，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她是个温和、稳重的女人，不但接纳了他，还主动把刘怡潼接到家里，像亲生儿子一样照顾，2013年，女儿出生，家里多了欢笑，刘奕君也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现在，他和儿子都是演员，女儿还小，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一家四口在客厅看电视，刘奕君搂着女儿，儿子偶尔打趣他：“爸，你现在红了，可不能耍大牌啊。”家里气氛轻松温暖，和当年那个冷冰冰的夜晚完全不一样。 有人问他后悔吗？他只是摇头，人生不是只有一种剧本。曾经的低谷、离别和无助，都是生活写给他的台词，现在回头看，那些苦日子的每一幕都没有白演。 他始终记得2001年那个秋天的晚上，那天他离开家，楼道的灯一下灭了，他摸黑下了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难，也得把儿子带好，把戏演完。 有些人，是在沉默里长大的；有些家，是在裂缝中重建的，刘奕君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奇迹，只有一场又一场没被看见的坚持，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才发现，真正的主角，其实一直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