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左右，鲁迅正在开会，特务突然闯了进来问：谁是鲁迅？鲁迅淡淡地说，我们这

1930年左右，鲁迅正在开会，特务突然闯了进来问：谁是鲁迅？鲁迅淡淡地说，我们这里没人叫鲁迅。特务说，你叫什么？鲁迅说，我叫周树人。 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聊聊“周树人”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那是1898年的事儿了，当时的鲁迅还叫周樟寿，是个17岁的少年郎。他想去南京考江南水师学堂，这在当时可是个“洋学堂”。 他的叔祖周椒生是个老古董，觉得自家孩子去学“洋务”是件丢脸的事，要是用家谱里的名字，那是给祖宗抹黑。 于是这位叔祖大笔一挥，取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意思，给他改了个学名叫“周树人”。谁能想到，这个为了“遮羞”改的名字，后来竟然成了鲁迅先生最好的防弹衣。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风云变幻，国民党特务对左翼作家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鲁迅先生就玩了一手漂亮的“分身术”。 在户口本上、在大学讲台上、在平日里逛街买菜时，他是周树人，一个研究古籍、温文尔雅的学者和市民。 而在报纸杂志上，他是鲁迅，是一个拿着笔当枪杆子、把反动派骂得狗血淋头如同丧家之犬的战士。 特务们恨得牙痒痒的是那个叫“鲁迅”的人，对于“周树人”这个名字，他们的警惕性反而没那么高。 这种生存智慧，贯穿了他整个上海时期。 除了名字上的掩护，鲁迅先生还有个实体的“安全屋”，那就是内山书店。这个书店的老板叫内山完造，是个日本人，但他和鲁迅的交情，可是过命的。 从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他住的地方离内山书店从来没超过500米。这书店开在租界里，享有特殊的治外法权，中国的警察和特务不敢随便进去抓人。 风声紧的时候，鲁迅干脆就带着一家老小住进书店里。 内山完造也是个妙人，他专门给鲁迅设了个专座，这个位置既能安安静静看书，又能随时观察街面上的动静，一旦有风吹草动，立马就能撤。 这里不仅是避难所，更是当时上海滩最热闹的文化会客厅。郭沫若、郁达夫、萧红这些大文豪，经常在这里聚会，聊文学、聊时局。 即便是在那样高压的环境下，鲁迅先生依然没有停止思考。1934年6月，面对当时社会上那种要么全盘西化、要么闭关锁国的乱象，他写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 他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不管是“鱼翅”还是“鸦片”，都得占有、挑选，好的吃掉，坏的毁掉。 这种思想，直到今天看来，依然是处理文化关系的金科玉律。你可能会觉得，鲁迅先生这么会躲，是不是因为怕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该躲的时候他比谁都精，该站出来的时候，他比谁都硬。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 这明显就是杀鸡儆猴，鲁迅当时也在黑名单上，恐吓信收了一箩筐。身边所有人都劝他躲一躲，千万别去参加葬礼，去了就是送死。鲁迅怎么做的？ 出门前，他故意不带家门钥匙，把钥匙扔在家里。他对妻子许广平说：“怕什么，杀死一个杨杏佛，会有更多的杨杏佛；杀死一个鲁迅，会有更多的鲁迅。” 这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葬礼现场，特务密布，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但当鲁迅昂着头走进万国殡仪馆的时候，那些特务反而被他的气势给镇住了，居然没敢动手。 回来后，他悲愤地写下了《悼杨铨》，以此纪念这位战友。这就是鲁迅，他懂得在夹缝中求生存，更懂得在危难时显身手。 为了绕过国民党那严得像铁桶一样的书报审查，他一生用了一百多个笔名。有时候写信给母亲和弟弟，他就署名“树人”；给好朋友写信，有时候用“周豫才”。 他把文章写得像“带着枷锁跳舞”，用谈风月来写风云，用反语和隐喻来传递火种。他甚至通过翻译苏联和日本的文学作品，来“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1936年，这位战斗了一生的巨人倒下了。在他的葬礼上，棺木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绣着三个大字：“民族魂”。 这是老百姓自发给他的最高荣誉。如今，在上海虹口区，有一条全长近千米的“鲁迅小道”，串联起了当年的内山书店旧址和他生活过的地方。 2021年，内山书店还在天津重新开业，仿佛那个“会客厅”又跨越时空回到了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