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

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妻子的手指触到那沓带着体温的钱时，指尖顿了一下，她抬头看于敏，眼里满是疑惑。这些年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于敏每个月领的工资就那么些，除了贴补家用几乎剩不下分毫，这沓钱的来路，她实在想不明白。 于敏迎着妻子的目光，嘴唇动了动，终究还是没说出一个字——他肩上扛着的保密协议，像一道无形的墙，把那些关乎国家命脉的惊天大事，都牢牢锁在了心底。他只能看着妻子把钱捏在手里，轻声补了句“放心，钱是干净的”，可这简单的解释，根本消解不了妻子心里的疑问。 那时候的于敏，已经隐姓埋名近六年。1961年，他接到上级通知，调任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从此便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连最亲近的家人，也只知道他“换了份工作”，却从不知道这份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每天天不亮就往研究所跑，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耗在实验室里，连跟妻子孩子说句话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妻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从不多问，只是默默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能毫无牵挂地扑在工作上。 她只当丈夫是在做一份普通的科研工作，从没想过，这份工作会和国家的核事业紧紧绑在一起，更没想过，丈夫会成为撑起中国氢弹事业的关键人物。 于敏兜里的这沓钱，是组织给的奖励，也是对他多年辛苦的一份认可。可对他而言，氢弹爆炸成功的喜悦，远不是一只烤鸭能承载的。 那些年里，他带着团队在没有任何外援、没有现成资料的情况下，从零开始摸索氢弹理论，无数个日夜泡在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推导公式、验证数据。他的身体本就不算好，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他几次累倒在岗位上，可每次稍作休整，又立刻回到研究中。 他心里清楚，在那个国际局势紧张的年代，中国只有拥有自己的氢弹，才能真正挺直腰杆，才能让亿万同胞远离核威胁。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哪怕牺牲掉所有的个人时间，哪怕要对家人隐瞒一切，他都觉得值得。 妻子拿着钱，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她没再追问钱的来历，也没再纠结“氢弹和自家的关系”，只是转身往菜市场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些。 那天的烤鸭，摆上桌时还冒着热气，于敏看着妻子和孩子吃得香甜，自己却没动几筷子，只是静静坐着，眼里藏着旁人看不懂的欣慰与释然。他知道，这份喜悦他不能宣之于口，只能悄悄藏在心里，和眼前的家人共享这片刻的温馨。 直到多年后，于敏的身份逐渐公开，妻子才终于明白，1967年那声氢弹爆炸的巨响，到底和自家有着怎样的联系，才知道丈夫当年那句轻描淡写的“庆祝”，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付出。 那只烤鸭，成了这个家庭里一个特殊的记忆符号。它不仅是对氢弹爆炸成功的庆祝，更是于敏对家人亏欠的一点点弥补。 在那个家国同频的年代，像于敏这样的科研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隐姓埋名，舍小家为大家，把个人的命运融入国家的命运里，用毕生的心血，为祖国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核盾牌。 他们从不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赤子之心。 这些科研工作者的付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他们的身后，是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国家的期盼与重托。而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国防事业的辉煌成就，更是一种刻在骨血里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会像火种一样，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