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30日深夜，几名武装党卫队军官来到刚刚接任德国元首的邓尼茨的办公大楼前。邓尼茨的卫兵拦下了其中6人，仅允许领头的那名军官单独去见邓尼茨。 威廉凯特尔，这老头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军人，出身容克贵族地主家庭。你看他的照片，永远是一副高傲、冷峻的面孔，单片眼镜后面透着一股子不可一世的劲儿。在很多人眼里，凯特尔就是希特勒的“应声虫”，甚至有同僚背地里叫他“唯唯诺诺的小狗”。 但你要真以为他是个没脑子的傀儡，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人精明着呢。 他在一战就是参谋，后来在只有10万人的魏玛国防军里混得风生水起，靠的可不仅仅是运气。希特勒看重他，是因为他听话且执行力强。其实凯特尔有过清醒的时候，当年希特勒想动法国、动苏联，凯特尔都劝过：别作死。结果呢？法国战役打赢了，他被打脸；苏德战争打输了，他预言成真。但从那以后，他就学乖了：既然无法改变老板的疯狂，那就陪着老板疯到底。 在投降签字仪式上，凯特尔那股子傲慢劲儿简直要溢出屏幕。他走进大厅时，不仅没有低头，反而高举元帅权杖，居然想向苏联将军行礼。那意思很明显：我是败了，但我还是元帅，德国陆军依然天下第一。可惜，朱可夫元帅根本没拿正眼瞧他。 凯特尔的结局是最惨的，也是最该死的。他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后被送上了绞刑架。为什么？因为他手上的血实在太多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数据，被德军俘虏的苏联战俘，死亡率高达57%。这是什么概念？每两个被抓的苏军，就有一个得死在战俘营里。相比之下，苏联俘虏的德军死亡率是36%，而德国俘虏的英美士兵死亡率只有4%。这巨大的差异背后，就是凯特尔签署的那些命令：不需要善待苏联人，允许大肆屠杀游击队嫌疑人。 这老头直到站在绞刑架前，还在那儿装硬汉，觉得其他自杀的将领是懦夫。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些嘲笑他的人没人敢坐他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离断头台只有一步之遥。这话听着挺悲壮，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刽子手对自己平庸之恶的最后辩解。 再来看看第二位，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 这哥们儿和凯特尔完全是两路人。如果说凯特尔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那弗雷德堡就是一块快要碎裂的玻璃。他是个极度重视荣誉、内心敏感甚至有点脆弱的人。 弗雷德堡是潜艇战专家，也是邓尼茨的心腹。但他这个“海军总司令”当得那是相当憋屈。希特勒一死，邓尼茨升了格，顺手把海军这摊子事扔给了他。这时候的德国海军还有啥？基本就是个空壳子了。 他去谈判的时候，那场面叫一个尴尬。盟军将领直接告诉他：别废话，没什么好谈的，除了无条件投降，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这对于一个视荣誉如生命的普鲁士军官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弗雷德堡心里的苦，还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他是真的心疼那些兵。二战德国潜艇部队那是出了名的“铁棺材”，死亡率高达80%，两万八千多个年轻小伙子葬身海底。作为总司令，每签发一道出击命令，其实就是送一批孩子去死。这种心理负担，最后彻底压垮了他。 签字仪式后的两个星期，也就是5月23日，弗雷德堡在莫威克海军学校里，选择了自我了断。有人说是服毒，有人说是开枪。不管哪种方式，他都在用死来逃避那个让他无法面对的现实。他觉得希特勒有句话说得对：这种屈辱的经验，人一生有过一次就足够了。 弗雷德堡的死，带着一种旧式军人的悲剧色彩。他有良知，有羞耻心，但在那个邪恶的体制里，良知反而成了最锋利的杀人刀。 最后聊聊第三位，空军上将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 这人怎么说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个“职场老好人”。能在纳粹空军那个山头林立、勾心斗角的地方混得开，施通普夫靠的就是脾气好、甚至有点平庸。 他和那个狂得没边的米尔希元帅都能共事，这本事一般人真没有。二战期间，他主要负责北欧那边的战事。挪威战役打得轻松，那是对手太弱；后来搞不列颠空战，他也就是个打酱油的配角。 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空军都被打成筛子了，这哥们儿居然被调回来负责本土防空。面对盟军满天飞的P-51“野马”战斗机，施通普夫基本就是束手无策。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投降席上？纯属“运气”不好。最后一任空军总司令格莱姆元帅，在德国投降前夕听到消息，绝望地说了一句“我身为空军总司令，却已无空军”，然后服毒自尽了。老大死了，这黑锅只能施通普夫来背。 但恰恰是这种平庸，救了他的命。 战后清算的时候，盟军把他翻了个底朝天，发现这人既没有像凯特尔那样签发屠杀命令，也没有像其它纳粹狂热分子那样搞反人类罪行。他就是个打仗的匠人，而且打得还不咋地。 于是，他在战俘营里待了两年，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搞了个保外就医，实际上就是放了。他一直活到了1968年，在西德安享晚年，是这三个人里唯一善终的。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在乱世之中，没才华、没野心，反倒成了一种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