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我叫张幼仪，是你们口中的民国四大弃妇之一。 这辈子听过最多的评价就是"可怜"，可你们不知道，我心里真正过不去的坎，从来不是被徐志摩抛弃这件事。 1922年柏林的冬天比往年更冷，我抱着刚出生的次子德生，手里捏着徐志摩托人带来的离婚信。 信纸边缘被我攥得发皱，上面那句"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刺得眼睛生疼。 本来想怪他狠心，后来发现真正让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林徽因那句没兑现的承诺。 听朋友说，她在伦敦答应等徐志摩离婚，转头却跟着梁思成去了美国，留下我成了民国第一个西式离婚案里的笑柄。 离婚手续办完那天，徐志摩急着回国找林徽因，连次子的满月酒都没露面。 我在医院走廊里看着护士给孩子换尿布，突然想起他说过林徽因"才貌双全像嫡仙"，再看看镜中自己裹着小脚的样子，第一次明白新旧时代的鸿沟有多难跨。 后来凌淑华告诉我，徐志摩那些年的日记都在林徽因手里，说是要写传记用，可直到她去世，那些日记也没见天日。 那些文字里藏着多少真相，怕是只有她最清楚。 1931年深秋的上海，我正在百货公司核对账目，伙计慌慌张张跑来递报纸。 社会版头条印着"诗人徐志摩空难身亡"，副标题写着"为赴林徽因建筑讲座"。 放下报纸时，指尖的凉意比窗外的秋雨更甚。 陆小曼后来在葬礼上哭着说，出事前一天他们吵架，眼镜都被摔碎了，起因是徐志摩坚持要搬去北京住。 当时北平文人圈都在传，林徽因的肺病需要北方干燥气候，这话传到陆小曼耳朵里，不炸开才怪。 处理完徐志摩后事，我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林徽因。 她躺在病床上咳嗽，看见我进来时眼神闪了一下，然后指着床头的古籍说要和我讨论建筑纹样。 那些飞檐斗拱的专业术语我一句没听懂，只注意到她床头柜上放着徐志摩送的那只银质钢笔。 后来才知道，冰心写《我们太太的客厅》时，把这段日子的事写进了小说，里面那个周旋在男人堆里的女主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谁。 1953年香港的夏天格外闷热，我收到北京来的信，说林徽因想见我。 在医院病房里，她靠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只用两只眼睛盯着我看，足足有三分钟。 护士进来换药时，她突然轻声问"德生最近好吗"，我才发现这位总被称为"女神"的女性，原来也记得我儿子的名字。 回来的船上我反复琢磨，她到底想看什么呢，是想看看这个被她影响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过得怎么样吗？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1946年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账本，上面记着我当副总裁时的薪水。 旁边放着报纸上林徽因设计国徽的新闻，照片里的她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笑容里全是岁月静好。 如此看来，我们这两个被命运捆在一起的女人，终究活成了民国史上的两面镜子。 她在台上接受掌声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那个被她当作"旧式女性"标本的张幼仪，靠着自己的算盘和账本，也在乱世里活出了一片天。 如今坐在香港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偶尔还会想起1920年代伦敦的雾。 那时候徐志摩总说爱情是灵魂的事，可他大概忘了，灵魂终究要活在现实的土壤里。 林徽因用才华和家世铺就了康庄大道，我靠的却是离婚协议书上按的手印和账本里的每一个数字。 很显然，民国的风从来不会只吹向一种女性，只是世人更愿意记住那些站在光环里的故事。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后悔过没早点离开徐志摩，但从不后悔没活成林徽因那样。 每个时代都有被偏爱的人生，可那些没被选中的故事里，藏着更多普通女性的挣扎与成长。 如今再提起林徽因，心里早就没了恨，只剩下一声叹息，为那个年代所有身不由己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