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也算“晚节不保”了！由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没有发动过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他一度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热爱“和平”的总统。 数据显示，特朗普的四年总统任期（2017-2021）确实没有开启新的热战，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研究，他是自吉米·卡特（1977-1981年）以来，首位未发动新军事冲突的美国总统，这一纪录成为其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成就，并在2020年大选中转化为有力的宣传素材。 特朗普任期内，虽然未发动传统战争，但国际局势暗流涌动。 在经济领域，他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战，通过加征关税手段迫使全球供应链重组，在地区安全方面，对伊朗和朝鲜采取"极限施压"策略，多次引发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与此同时，美国与传统盟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包括公开质疑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在军事行动层面，无人机打击行动数量激增，据统计较奥巴马执政时期增加了三倍。 “特朗普的‘和平’更接近于商业谈判中的僵局而非和谐状态，”国际关系学者贝卡·瓦瑟分析道，“他倾向于用经济杠杆和不对称施压替代传统军事部署，这本质上是不同工具的选择，而非和平理念的践行，” “和平总统”称谓的流行，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无休止战争”的集体疲惫。 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近二十年后，民众对海外军事干预的怀疑达到新高，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这种情绪，将“结束永恒战争”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外交决策常带有鲜明的交易思维特色，作为前商业巨贾，他习惯用成本收益框架衡量国际关系，避免代价高昂的军事冒险。 这种务实倾向恰好契合了部分选民对战略收缩的期待，尽管批评者认为这种“计算式和平”缺乏战略连贯性。 “特朗普的外交方式破坏了既有国际秩序，却未建立可持续的替代方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哈斯指出，“这种真空状态可能增加长期的不稳定性，” 特朗普任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将社交媒体转化为外交新阵地，通过推特，他直接向对手施压、突然宣布政策转向、甚至公开人事变动。 这种“实时外交”创造了新型国际互动模式——一场在数字空间展开的心理战与舆论博弈。 分析人士观察到，特朗普的“和平时期”充满紧绷感，他对朝鲜、伊朗的推文威胁屡次制造危机氛围，使边缘政策成为常态。 这种“战争替代品”虽避免了传统冲突，却使国际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形成一种独特的“紧张和平”。 特朗普的“和平总统”现象迫使我们重新审视21世纪国际关系的复杂本质，这一标签不仅关乎军事记录，更揭示了冲突形态的深刻演变。 后“9·11”时代漫长的反恐战争消耗了公众耐心，特朗普的非干预姿态，无论动机如何，客观上回应了这种集体情绪，这预示着未来美国领导人的海外行动将面临更高民意门槛。 然而，这种“和平”本质上是工具性的，特朗普的外交缺乏系统性哲学支撑，更多是即时反应与国内政治计算的混合体。 2020年伊朗危机中，一场无人机袭击几乎引爆全面冲突，暴露了这种“交易性和平”的脆弱本质，没有稳定框架的国际关系，即便避免热战，也可能陷入持续的低强度危机。 更深层看，特朗普时代凸显了“战争”概念的范式转移，贸易战、科技脱钩、信息操纵成为大国竞争新常态。 这些新型冲突虽不直接夺取生命，却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与技术发展轨迹。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和平总统”的标签需要重新审视——他的任期见证了冲突形式的转化而非消失。 从历史视角看，特朗普打破了二战后美国外交的多个惯例，他证明了大幅调整国际承诺可能不会立即付出国内政治代价，这一先例可能鼓励未来更不可预测的单边行动，进而削弱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对中国而言，这一时期的启示在于：大国竞争已扩展到经济、科技、标准制定等多元领域，同时面对可能更加不可预测的美国政策，需要构建更具韧性的国际交往策略。 最终，特朗普的“和平总统”悖论提醒我们：真正的和平不应仅以“无战事”来衡量，而应考察是否建立了稳定、可预期的国际关系与建设性合作框架，评价领导人的外交遗产，不仅需看避免了什么冲突，更要看构建了什么秩序。 在这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需要的不仅是“非战状态”，更是能应对共同挑战的协作体系——这或许是特朗普现象留给世界最持久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