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莫言在日本大阪进行演讲，“即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了争夺家产，有时候也会刀枪相见，这是上帝造人时留下的缺陷，我愿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前叶中日之间那场战争。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旦战争爆发，倒霉的首先是老百姓，不单是中国的老百姓，也包括日本的老百姓。” 我敢说，莫言在大阪说这话时，台下坐着的中日听众心里都咯噔了一下！1999年的大阪演讲现场，挤了两百多位中日学者、作家还有普通民众，那年头中日关系正卡在历史教科书争议的节骨眼上，日本右翼刚鼓捣着修改教材淡化侵略史，不少中国学者在交流时都带着火气，可莫言偏不顺着对立的路子说，反而从人性根儿上扯这事，当场就有人私下嘀咕他“太温和”，但只要听过他接下来的话，就知道这根本不是温和，是把战争的本质扒得明明白白。莫言打小在山东高密长大，那地方是抗日根据地，他奶奶跟他讲过鬼子进村时，全村人躲进高粱地的日子，也见过被俘虏的日本兵饿得瘫在地上，对着村民递过去的红薯磕头，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让他没把日本民众和军国主义绑在一起骂，反而看清了战争里最无辜的永远是普通人。 你翻翻史料就知道，他说的“倒霉的是老百姓”真不是空话！抗日战争里，中国平民伤亡超3500万，高密周边的胶济铁路沿线，光是1938年到1945年，就有上万百姓因为日军的“扫荡”丧命，莫言在《丰乳肥臀》里写过的母亲形象，原型就是带着孩子躲战乱的普通妇女，饿了啃树皮，怕了藏地窖，这就是当时中国百姓的日常。再看日本那边，1945年美国轰炸大阪，市中心的梅田商圈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普通日本家庭的孩子跟着父母躲防空洞，吃的是掺了锯末的饭团，还有上百万日本青年被征兵制逼上战场，死在异国他乡，这些数据都记在日本防卫厅的二战伤亡档案里，跟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比起来，两国百姓的遭遇根本就是殊途同归的苦难。 有人觉得莫言用“亲兄弟争家产”比中日战争，是在淡化日本的侵略罪责，这可就完全理解偏了！他在演讲里紧接着就说，“缺陷是人性的，但挑起战争的是少数人的贪婪”，这话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20世纪前叶的日本，军部靠着暗杀、政变把持政权，为了掠夺资源发动战争，普通日本民众连反对的权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国内有记者写文章质疑战争，转眼就被军部抓进监狱，这就是史料里记着的事实。莫言的意思很清楚，要恨的是挑事的军国主义，不是普通日本百姓，这种视角在1999年的中日交流里太难得，毕竟那会儿不少人还陷在“非黑即白”的对立里，忘了战争的核心从来都是权力者的博弈，百姓只是牺牲品。 而且莫言的这种反思，从来都融在他的作品里。《红高粱家族》里写日本兵被高粱地的大火困住时的恐惧，《檀香刑》里提过侵华日军里的年轻士兵想家的细节，他从不会把日本角色写成脸谱化的“坏人”，因为他见过真实的历史碎片——高密当地的老人说，有个日本兵偷偷给村里的孩子塞糖，后来被长官发现，当场被打瘸了腿。这些没被写进正史的细节，让莫言坚信，人性里的善与恶，不会因为国籍就彻底割裂，而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把人性里的恶放大，让普通人被迫拿起刀枪。 1999年的那场演讲，到最后莫言还说，“记住苦难是为了别再让苦难发生”，这话放在现在也不过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这些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可历史问题总时不时成为隔阂的导火索，其实说到底，就像莫言说的，别让少数人的野心，再让两国百姓承受战争的苦。毕竟不管是中国的高粱地，还是日本的樱花树，普通百姓想要的从来都只是安稳的日子，这一点从来没变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