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掖城下，一个50多岁的胖子蜷伏在马上，匆忙带着几个心腹，还有新娶的小老婆往山里跑。此人正是12年前杀害大批西路军的马家军军长，或许他并没预料到未来不久将会被一煤工活捉，而这位煤工正是当年的西路军幸存战士。 西路军的历史源于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开辟新根据地而组建。部队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共2万多人，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面对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马家军围堵，西路军在古浪、永昌等地展开激战。马家军装备优势明显，使用骑兵和炮火压制红军阵地。西路军虽消灭敌军2万多人，但自身损失惨重。1937年3月，部队在祁连山一带溃散，剩余人员被俘或流散。马家军对俘虏实施大规模屠杀，涉及西宁、张掖等多地，死亡人数达数千。西路军失败原因包括战略任务多变和敌我力量悬殊，中央指示虽有调整，但未能扭转局面。 马家军作为西北军阀势力，以马步芳、马步青为核心，控制青海和甘肃部分地区。他们以家族为基础，部队纪律严苛，但作战中常采用残暴手段。针对西路军，马家军在河西走廊设置多道防线，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围剿。高台战役中，马家军包围红军阵地，导致董振堂等将领阵亡。后续战斗中，马家军俘获红军后拒绝优待政策，直接执行处决。韩起功作为马家军一员，在张掖负责具体实施，命令士兵将俘虏押至城外集体枪杀。马家军的这些行动不仅针对红军，还延伸到当地藏族和汉族民众，造成长期社会动荡。1949年，解放军兰州战役后，马家军整体崩溃。 1949年9月，解放军推进张掖，马家军防线崩塌。韩起功携带金银和残部进入祁连山火烧沟台藏匿。他的行踪被任廷栋发现，后者通过观察队伍特征确认身份。任廷栋次日遇见一名马家军散兵，从其口中套取藏身地点情报。他步行90多里赶到张掖军管会，报告韩起功位置。军管会重视情报，决定派任廷栋递送劝降信。任廷栋与另一西路军老战士同行，穿越碴子峡抵达火烧沟台。韩起功阅读劝降信后，与心腹商议，最终同意缴械。残部十余人交出武器，跟随下山。张掖解放后，军管会展开搜捕工作，任廷栋的情报起到关键作用。 任廷栋的经历反映了众多西路军流散人员的命运。西路军失败后，约9000人被俘，其中5600多人遭杀害。幸存者如任廷栋，通过隐瞒身份在当地谋生。祁连山煤窑成为部分红军避难地，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以求生存。任廷栋在煤窑工作期间，保持红军身份意识，等待时机。1949年西北解放浪潮中，这些流散人员积极提供情报，协助解放军清剿残敌。韩起功被捕后，接受审判。他的罪行包括屠杀红军和迫害当地民众，如杀害营救红军的高金城。审判过程基于历史证据，确认其责任。 韩起功的下场源于其累积罪行。1949年被捕后，他被关押在张掖。1950年，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西北组织暴乱，韩起功涉嫌煽动，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地点在张掖，当地民众目睹过程。他的财产被没收，用于当地重建。西路军历史在党史中被记录为英勇篇章，强调部队浴血奋战的精神。河西走廊战役教训影响了后续军事策略，避免类似孤军深入。任廷栋被表彰为革命功臣，继续在当地生活，参与党史教育工作。他的故事通过人民网和地方党史资料传播。 西北解放战役中，张掖作为关键节点，1949年9月解放军进入城内。马家军新编骑兵军瓦解，韩起功逃亡前已失去指挥权。解放军在祁连山搜捕残敌，涉及多个山沟。任廷栋的情报加速了进程，避免不必要伤亡。劝降策略体现了解放军政策，优先和平解决。韩起功投降后，残部被改编或遣散。西路军幸存者如任廷栋，多数回归部队或地方工作。他们的贡献包括提供敌情和参与土改。党史研究中，西路军失败被归为张国焘错误影响，但强调中央指导作用。 马家军在西北的统治以家族利益为核心，韩起功通过婚姻和派系巩固地位。他的部队番号多次调整，到1949年已成为国民党序列。解放战争后期，马家军在兰州等地败退，损失过半。韩起功的逃亡路线沿祁连山脉，地形复杂利于藏匿。但解放军情报网络迅速扩展，任廷栋等基层人员发挥作用。事件后，张掖军管会成立，处理战犯和重建秩序。韩起功案成为典型，警示其他残敌。西路军历史通过纪念馆和书籍保存，教育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