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多名地下党因越狱失败被拉去枪毙，走不动在途中被枪毙，仅有4人走到目的地，敌方军官却突然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黄益民出身贫苦，通过自学掌握知识，1938年加入革命，擅长组织协调，在地下活动中发挥作用。于长哲曾从事教育，1945年因反对日军侵略入党，性格直率，处理任务时积极主动。郭广富体格强壮，从码头工人起步，负责体力工作。高春兰作为女性成员，从事农业劳动，在情报传递中被捕后遭受拷打仍坚持立场。张我疆毕业于黄埔军校，家庭有文化背景，早年参战，后在国民党部队任职。柳家兆年龄较小，入党时间短，被捕后无法忍受严刑，交代计划细节，导致越狱暴露。这些人物在事件中各有定位，推动历史进程。 敌人审讯时使用烙铁和竹签等手段，地下党员无人招供。恼怒之下，下令处决12人。那晚天气寒冷，他们双手反绑走在泥泞道路上。途中多人体力不支被拖到路边枪杀。高春兰脚部受伤，行走困难，其他人也陆续倒下。到张家庄时，只剩黄益民、于长哲、郭广富和高春兰4人。张我疆注视后下令解绑，说出那句话，然后带队离开。4人趁机逃回基地保住性命。后来确认途中枪击为朝天鸣枪，尸体系伪装形式，放生他们。这次事件反映了战争中个别军官的举动对局面的影响。 越狱失败源于柳家兆的招供，他经不住酷刑泄露机密，造成行动暴露。敌人提前埋伏，灯光亮起时士兵包围牢房，地下党员无法逃脱。被捕的12人包括核心骨干，审讯过程残酷但无人屈服。处决命令下达后，押送队伍在夜间行进，道路条件差影响体力消耗。多名成员在途中被枪杀，仅剩4人抵达目的地。张我疆的决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事后证明途中处理方式为变相放行。这段细节显示情报保密的重要性，以及战争环境下突发变数的可能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幸存者继续参与工作。黄益民担任地方干部，处理建设事务，直至1978年逝世。于长哲回归教育岗位，教学工作持续到1990年。郭广富加入民兵队伍，1955年抗洪中牺牲。高春兰脚伤致残，仍从事基层任务，1980年病故。张我疆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被捕，黄益民等人联名证明当年事实，政府核实后释放。他后在乡村学校担任杂工，安静度过余生。这些结局体现了历史事件的延续影响，以及个人在新时代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