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那沓钱在雕花木桌上显得挺厚实，可老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她手里攥着个黄铜水烟壶，慢悠悠吐出口白雾，才斜眼瞅着张伯驹：“张公子，您当咱们这儿是菜市场呢？这丫头可是我花三百大洋买来的，还没开张就想飞？” 妓女躲在张伯驹身后发抖，手指揪着他青灰色长衫的衣角，骨节都泛白了。她叫小菱，瞧着不过十七八岁，脸上胭脂抹得浓，却盖不住那股子稚气。张伯驹能感觉到她指尖的凉意，透过薄棉布传到皮肤上。 “再加一倍。”张伯驹又从内袋摸出皮夹。他这人向来不爱讨价还价，在古董行里看中的字画，从来都是直接开价。可这回不一样，小菱那双眼睛让他想起自己收藏的宋代仕女图，不是后来匠人临摹的那种，是原画上那些女子眼里透出的，隔着千年还能让人心头一紧的东西。 老鸨笑了，笑声像钝刀刮竹子：“您这是跟我较劲呢？实话说了吧，明晚王局长家二少爷摆酒，点名要小菱去陪。王局长是谁您总知道，警察局那位。您说，我这小门小户的，敢驳他的面子？” 屋子里顿时静了。窗外传来人力车夫的吆喝声，混着远处留声机咿咿呀呀的唱戏调子。1935年的北平就是这样，新新旧旧的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 小菱突然跪下了，不是朝着老鸨，是朝着张伯驹。她磕头磕得实在，额头碰在青砖地上“咚咚”响。“张先生，我爹原是教书先生，前年染肺痨走了。债主把我卖到这儿，三个月了，我每晚把剪刀藏在枕头底下……他们都说您心善，收藏的那些字画都比人命金贵，可我……我就想活下去，像个人样地活。” 张伯驹俯身扶她。碰到她手腕时，发现上面有道浅浅的疤，结了痂又破，破了又结痂。他忽然想起上个月在琉璃厂淘到的那幅残卷，明朝某个不知名画师的作品，边缘虫蛀得厉害，可中间那枝梅花硬生生从破损处伸出来，墨色淋漓得像是要扑到人脸上。 “这样。”张伯驹直起身，语气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拿幅画来换。” 老鸨愣住了，水烟壶悬在半空。整个北平城谁不知道张伯驹的藏画？那是他半副身家。可她眼珠子一转，又摇头：“画再好，能当饭吃？王局长要的是人。” “唐寅的《仕女图》。”张伯驹吐出五个字。 屋里连呼吸声都轻了。老鸨手里的烟壶“哐当”掉在桌上，滚了一圈。她不知道唐寅是谁，可她知道前些年有洋人出天价求张伯驹一幅画，这位爷连门都没让人进。 “您……您说真的？” “现在就去取。”张伯驹转身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盯着老鸨，“但这姑娘要是少根头发，画你拿不到，这地方明天会不会着火，我也说不准。” 他没放狠话，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说，反而让人脊背发凉。 夜色浓得像砚台里的陈墨。张伯驹的马车穿过鼓楼大街时，他靠在车厢里闭着眼。朋友都说他疯了，为一风尘女子舍一幅唐伯虎？可他记得父亲说过，收藏收藏，收的是物件，藏的是人心。那些字画在箱底搁着，百年后还是纸绢。但人呢？人就像今晚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可能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再回到那栋小楼时，王局长家的管家已经到了，正翘着二郎腿喝茶。老鸨赔着笑脸，见张伯驹抱着个紫檀木匣子进来，眼睛都直了。 画展开一半，屋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灯光下那些线条活了似的，四百年前的女子隔着宣纸望过来，袖口的花纹纤毫毕现。管家先蹦起来：“这……这我们局长要了！多少钱您开价！” 张伯驹没理他，慢慢把画卷好，递给老鸨：“人，我现在带走。” 小菱裹了件素色夹袄跟出来，走到胡同口，她突然问：“张先生，那画……值很多钱吧？” “够买下整条胡同。”张伯驹示意车夫出发，马车轱辘碾过青石板，“但你记着，画是死的，人是活的。唐伯虎要是知道他画的女子救了个真女子，大概也会多喝三杯酒。” 后来这事在北平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张伯驹傻，有人说他沽名钓誉。只有亲近的人知道，那天之后，小菱去了张伯驹夫人潘素办的女学堂，后来成了教刺绣的先生。她结婚那天，张伯驹送了一对普通银镯子，匣子里压了张纸条：“清白不在身，在心。” 乱世里，多少人为了活命什么都舍得。可偏偏有人，舍得千金换一条看不见的命。你说这是痴还是慧？那些挂在墙上的画终究会褪色，可那个秋夜做出的选择，像一枚印戳，清清楚楚地盖在时间的纸上，比任何墨迹都长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