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元旦的莫斯科会议室，苏联外长维新斯基扫了眼何长工的布棉袄，嘴角撇了下。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拖拉机，不是飞机。”他把茶杯往桌上一顿，瓷碟撞出轻响。 何长工没看那茶杯，手指在公文包上敲了敲，包里是连夜改好的援建方案。 维新斯基大概没料到，这个穿布棉袄的中国人会盯着技术转让清单不放。 “光给设备不行，得把图纸和工艺一起给。”何长工的声音不高，却让翻译手心冒汗。 三天拉锯，从单纯买飞机到要全套生产线，从50名专家加到78名，最后签字时，苏联代表嘟囔“你们真是会算账”。 带着协议回国时，没人想到消化这些图纸会比谈判更难。 沈阳的厂房里，苏联图纸上的单位是俄制的“普特”，工人得现换算成公斤。 热处理炉功率不够，技术员蹲在炉边守了三夜，终于把温度误差控制在5度内。 1952年初教-5下线那天，何长工摸着机身，说“这铁疙瘩得会自己长大”。 他没光盯着机器，更怕技术断了代。 那三年派了210个年轻人去苏联学航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的课堂上，苏联专家的讲义被抄得纸都发毛。 何长工在车间搞“师徒制”，让老专家带1200个徒弟，说“种子得撒在地里才发芽”。 看到顾诵芬这些名字后来出现在院士名录里，我觉得那时候撒的种子真长成了林。 仿别人的终究是拐杖。 1954年改进米格-15时，技术员在机翼上多打了两个减重孔，苏联专家急得摆手，何长工却蹲下去看了半天，说“试试”。 结果飞机飞得更稳了。 抚顺钢厂炼出第一炉航空钢那天，他拿着钢样在阳光下照，说“这才是自己的骨头”。 后来中苏关系变了，专家撤走时，沈阳飞机厂的老工人从床板下翻出当年何长工画的工艺草图。 1956年歼-5首飞，座舱里的仪表盘，有几个零件还是用他当年带着大家自制的量具加工的。 1975年他力推运-10项目，有人说风险大，他指着厂房墙上“仿创结合”的标语，“路总得有人走”。 现在沈阳飞机厂的老厂房还在，墙上当年何长工写的“把技术嚼碎了咽下去”的粉笔字，被风雨浸得有些模糊。 但初教-5的机翼模型就摆在隔壁展厅，金属蒙皮上还留着当年技术员试钻的小孔。 这些带着温度的细节，比任何标语都清楚，他当年埋下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生产线，而是让中国飞机自己飞起来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