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11师师长杨伯涛住进了武汉原德租界的一栋二层小楼，当时他家分配了一辆福特汽车、一辆吉普车，各配司机驾驶保管，另有随从副官一人，男女用人各一，以及厨师等。 这栋小楼带着典型的欧式风格，红砖墙配着尖顶阁楼，院子里栽着两株老樟树，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没收的德国商人产业，抗战胜利后被国军接收委员会列为“敌产”，最终划拨给了战功赫赫的杨伯涛。 搬进去那天，杨伯涛的妻子站在雕花楼梯上，摸着柚木扶手直叹气：“这么大的房子，打扫起来都费劲。”她没说出口的是，比起战争年代跟着部队辗转迁徙的日子，这样的奢华让她有些不安。 杨伯涛能享此待遇，并非凭空而来。11师是国军第十八军的核心部队，号称“王牌中的王牌”，抗战期间打过淞沪会战、石牌保卫战等硬仗。 1943年石牌保卫战时，杨伯涛时任11师参谋长，带领部队在三峡要地死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硬生生挡住了日军西进的步伐，那场战役后，他升任师长，胸前挂满了勋章。接收武汉时，上级明确指示“对有功将领予以优渥安置”，这栋小楼和配套的车辆、佣人，便是对他抗战功劳的“奖赏”。 可这样的“奖赏”，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矛盾。司机老王原是11师的汽车兵，抗战时跟着杨伯涛出生入死，如今却要每天等着开私家车接送师长家人逛街、采购。 有一次，他开车送杨伯涛的儿子去租界里的洋学堂，看着街上衣衫褴褛的难民，忍不住跟副官念叨：“咱们在前线拼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现在倒好，咱们住洋楼、开汽车，他们却连饭都吃不饱。”副官只能叹气：“这是上面的安排，咱们只管执行就是。” 杨伯涛并非毫无察觉。他每天坐福特汽车去军部办公，沿途总能看到街边搭建的难民棚，孩子们光着脚在泥水里跑，妇女们提着篮子四处乞讨。有一次，他让老王停车，掏出身上的银元分给难民，可刚分出去几块，就被蜂拥而来的人群围住，汽车玻璃都被挤碎了一块。 回到家，他对着满桌的鸡鸭鱼肉没了胃口，厨师李师傅做的武昌鱼是他抗战时最念想的菜，此刻却觉得味同嚼蜡。李师傅看在眼里，私下跟用人老张说：“师长心里不好受，可这世道就是这样，咱们做下人的，只管把事做好。” 老张是武汉本地人，家里的房子在战乱中被炸毁，妻子带着孩子逃难去了乡下，杳无音信。他能进杨府当用人，全靠同乡介绍，每月的工钱能勉强糊口。他每天看着杨府的奢华，心里五味杂陈：杨师长是抗日英雄，住好房子、用好东西本无可厚非，可那些和他一样失去家园的百姓，却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 有一次，杨伯涛的妻子让他把穿旧的绸缎衣服扔掉，老张偷偷把衣服藏起来，趁休息时带给难民，每次看到难民接过衣服时感激的眼神，他心里才好受些。 更让杨伯涛揪心的是部队的变化。抗战胜利后，11师奉命驻扎武汉，不少士兵开始懈怠，有的军官利用职权抢占民房、搜刮物资。有个连长甚至把接收的日军物资偷偷拿去黑市倒卖，被杨伯涛发现后，当场撤职查办。 可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他在军官大会上拍着桌子怒斥：“我们是抗日的军队，不是欺压百姓的土匪！忘了抗战时老百姓怎么支持我们的吗？忘了那些牺牲的弟兄吗？”可台下的军官们大多低着头，眼神里带着不以为然。 杨伯涛的福特汽车，在武汉街头成了一道刺眼的风景。有一次，他开车经过江汉关，看到一群学生举着“反对接收腐败”的标语游行，学生们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接收不是劫收！还我民生！”杨伯涛让老王把车停下，默默看着游行队伍远去， 眉头拧成了疙瘩。他知道，抗战胜利后，百姓期盼的是和平与安宁，可国军的一些所作所为，正在一点点消耗着民心。 1946年夏天，杨伯涛奉命率11师开赴苏北，准备参加内战。离开武汉那天，他站在小楼前，看着院子里的老樟树，心里百感交集。他让老张把家里的家具、衣物分发给附近的难民，又把福特汽车和吉普车交给军部，只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时，他望着窗外掠过的武汉城，想起了抗战时百姓送粮送水的场景，想起了石牌保卫战中牺牲的弟兄，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军队的根基在百姓，失去民心的军队，再强的装备、再高的战功，也终将走向失败。 抗战的功劳值得铭记，但胜利后的奢靡与脱离群众，却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杨伯涛的经历，是那个时代国军将领的一个缩影——他们曾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却在和平来临之际，被权力和利益腐蚀了初心。 民心向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藏在百姓的眼神里，藏在日常的点滴中，失去民心，再坚固的堡垒也会崩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