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汉奸刘儒明活埋了我方一侦察员，锄奸队几次想除掉他都没得手。张士根认为杀个汉奸能有多难，可等他领到任务时，却傻了眼。 1943年的苏皖边区，这里活跃着新四军第二师的“铁路便衣大队”，而在便衣队员张士根的枪套里，始终压着一颗复仇的子弹。 二十出头的张士根，在苏北早已是让日伪闻风丧胆的名字，他从小习武，跑动中能左右开弓，这身手是在铁道线上摸爬滚打出来的。 但眼下，让他和整个便衣队乃至嘉山县地下党都感到棘手的，是一个刚上任不久的“刘阎王”。 此人名叫刘儒明，刚讨得日本人欢心，坐上了“治安维持主任”的交椅，还兼着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官，在当地人眼里，汉奸分两种：一种是混口饭吃，一种是心肠烂透。 刘儒明属于后者，而且毒到了骨子里，他上任没几天，凭着曾在江湖上练就的敏锐嗅觉，端了好几个地下交通站，甚至连教书先生曹东林这样的本地通，提到他都直皱眉头。 最让张士根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的是，就在一个多月前，这个刘儒明为了向主子邀功，竟活埋了一名年仅十九岁的我军侦察员。 但这笔债，不好讨，刘儒明是个极其惜命的老狐狸，他知道自己手上沾了血，平时极为警觉，此人有些功夫底子，拔枪极快，此前几次有游击队员想在街头对他动手，稍有迟疑反被他抢先击伤。 也就是那几次打草惊蛇后，刘儒明彻底成了惊弓之鸟，他把宅子直接修在了嘉山县城日本宪兵队的墙根底下。 想在街面上动手已经不可能了，张士根和老搭档徐正发，扮作主仆、商贩，在刘儒明常去的茶馆和集市周围蹲守了半个多月。 他们发现这人狡猾至极，偶尔出来露面，要么是穿上日军军装混淆视听，要么身边簇拥着大批护卫，在惠宾园菜馆那样人杂的地方也只待片刻便走。 硬攻不成，只能智取，上级下达了“替代渗透计划”，任务落在了心理素质极硬的张士根头上，这一次，不再是隔墙放冷枪，而是要面对面地要把阎王送回地府。 情报显示，刘的儿子在蚌埠给伪军当军官，父子俩往来书信密切，这就是那道原本没有缝隙的铁门上唯一的缺口。 行动那天，张士根没带长枪，也没穿平日便于行动的短打，而是换了一身长衫便装，头上压着顶半旧的军帽，手里捏着的，是一封他自己精心打磨过的信封。 那封皮上只有寥寥几个字——“刘儒明大人亲启”，笔锋虽显草率，却透着股家里人才有的随意劲儿。 信封里空空如也，这就是一张催命的符纸，张士根对徐正发说，这玩意儿拿好了是挡箭牌，拿不好就是咱俩的寿衣。 两人大摇大摆地晃到了刘宅门口，门岗的哨兵枪一横，眼珠子还没瞪圆，张士根的手已经抬起来了，指着鼻子骂：“蚌埠大少爷的急信，瞎了你的眼！耽误了大事你脑袋还要不要？” 那哨兵盯着封皮上熟悉的字迹和“亲启”二字，又看张士根那一脸不仅不慌反而嚣张的神色，心里的底气先泄了一半，稍一迟疑，门便开了一条缝。 张士根和徐正发没给对方细琢磨的机会，硬撑着一口气，抬脚就跨进了这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院子。 进了厅堂，刘儒明正端着茶碗，那双像鹰一样多疑的眼睛瞬间扫了过来，张士根没给他思考的时间，快步上前递上那封“家书”。 信没递出去，张士根藏在袖口下的手腕猛地一翻，枪口几乎是顶在了刘儒明的脑门上，与此同时，站在侧后方护卫身位的徐正发也拔枪控制住了局面。 这一枪太快，太绝，刘儒明甚至连表情都没来得及从疑惑转为惊恐，眉心便开了一个洞，尸体还在椅子上颤了两下，那只罪恶的手终究没能碰到那封空信。 枪声一响，宪兵队的哨声、保镖的叫喊声响成一片，但这早就在计划之中，张士根和徐正发没有恋战，徐正发冲着门外扯着嗓子用变了调的声音大喊：“太君杀人啦！日本人杀自己人啦！” 这一嗓子极其高明，把刚要冲进来的伪军听得一愣，就在这混乱的几秒空档里，两人熟练地穿过西厢，踹开预先看好的小门。 凭着这一年多练就的飞檐走壁的功夫，两人借着夜色掩护，翻墙穿巷。等大批日伪军反应过来围住宅子时，只看到满地的狼藉和那封飘落在血泊里的空信封。 这一仗，干得干净利落，第二天，嘉山地区的大汉奸被人上门击毙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十里八乡。 刘儒明一死，手里掌控的那批伪组织瞬间土崩瓦解，那些平日里狐假虎威的家伙，看着自家大门都觉得凉飕飕的。 主要信源：（人民网——新四军也有一支“铁道游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