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土匪头子周恩波被判处“斩立决”。 这是他临刑前留下的一张老照片，镜头中的他穿着一身棉衣，已经被五花大绑了起来，脚上戴着枷锁，看起来仍然不以为然。 寒风里，镣铐磨得脚踝发红，他却微微扬着下巴，仿佛即将赴的不是刑场，而是一场寻常的酒局。 那年冬天，奉天省锦西的刑场格外热闹。 百姓们挤在警戒线外，有人扔菜叶，有人低声咒骂，更多人却在窃窃私语“这人到底啥来头？朝廷竟让张作霖亲自带兵围剿。 ”要知道，张作霖那时已是奉天巡防营统领，手里握着三百号配备毛瑟枪的新军，对付一个土匪，至于吗？ 徐世昌刚当上东三省总督，正急着给朝廷表功。 他推行的新政里，“清剿胡匪”是重头戏，周恩波就成了立威的靶子。 虹螺山那场仗打得挺凶，张作霖带着右路巡防营分进合击，子弹嗖嗖地往林子里钻，周恩波的人躲在山石后还击，打了整整两天才被拿下。 能让朝廷动用新式武器围剿的匪帮，在清末东北并不多见。 这场围剿背后，是东北快绷不住的生存弦。 1907年的辽西，从春到夏没下过一滴雨，田里的庄稼全蔫了，饿死的人倒在路边没人埋。 日俄战争刚过两年，铁路沿线的村子毁了两百多个，五十万难民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跑。 这些人里，有的挖草根，有的就拿起了刀周恩波的队伍，就是这么壮大起来的。 可光有流民还不够，周恩波能盘踞锦西那么久，少不了“内应”。 当时的锦西县衙，典史王某每月都从匪帮手里拿两百两白银的“保护费”，官府的捕快白天抓人，晚上就把消息透给土匪。 这种上下勾结的烂摊子，徐世昌想整顿，谈何容易？军费要花在新军上，赈灾的钱又被层层克扣，百姓不相信官府，倒觉得土匪偶尔还能分点粮食。 同样是辽西出来的匪帮，张作霖1902年就接受了招安，五年后成了朝廷命官，周恩波却只能站在刑场上。 差别在哪儿？张作霖会看风向，主动帮官府打其他土匪，还把抢来的粮食分给灾民；周恩波却一门心思劫掠，官府招安时他张口就要五千两安家费，朝廷拿不出，他就继续烧杀。 乱世里，选择不同，结局也就分了岔。 周恩波的“斩立决”，按《大清律例》是“强盗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可程序上却走了捷径。 正常死刑得经三法司会审，他这案子，徐世昌一句话就定了，连刑部复核都省了。 那年头，东北七成以上的死刑案都这么办，说是“就地正法”效率高，其实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早就散了架。 那张照片里，周恩波“不以为然”的神态，后来我在档案馆的《盛京时报》里找到了注脚报道说他“临刑犹骂官贪”。 或许在他眼里，自己和那些收保护费的衙役没什么不同，都是乱世里捞活路的人。 虹螺山的枪声停了，可旱灾还在，流民还在，吏治的窟窿也还在。 周恩波死了，东北的匪患却没停，十年后，另一个叫张作霖的“former匪首”，成了东北王。 棉衣裹着的身体早就凉透了，可那张泛黄的照片，倒成了面镜子照出的不是一个匪首的末路，而是清末治理体系里，剿匪越剿越多、招安越招越乱的死结。 这种制度漏洞下的失效，比任何朱批的“斩立决”都更让人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