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小皇帝跳海的那一刻，陆秀夫这辈子所有的烂账，一笔勾销。 讲真，要论当官的水平，他真的一言难尽。独揽大权，决策失误，一堆可以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儿。 但崖山那个下午，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闭嘴的事。 那是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的春天。南方的海风本该带来暖意，但吹在崖山海面上，只有刺骨的腥咸和绝望。海面上，最后的宋军战舰被元军的船队死死锁住，火光、浓烟、喊杀声和落水声交织在一起。八岁的小皇帝赵昺，穿着那身对他而言过于宽大的龙袍，在船楼里吓得瑟瑟发抖。他身边最后的重臣，就是左丞相陆秀夫。 陆秀夫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比这海水还凉。他知道，结局到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从临安陷落，到一路漂泊海上，他扛着这个流亡朝廷已经三年。这三年里，他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有人说他刚愎自用，排挤同僚；在战略决策上，他坚持死守崖山，与张世杰的水军联营固守，如今看来，或许正是这个决定，让庞大的船队成了无法动弹的活靶子，耗尽了最后的生机和机动性。这一笔笔账，算起来，他陆秀夫难辞其咎。 可是，现在算这些账还有什么用呢？败局已定，大宋的气数，就像这黄昏的天色，沉沉地暗下去了。他回头看了看那个孩子，那是大宋最后的象征，是赵家最后一点骨血。他绝不能被俘。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俘北去的屈辱，绝不能在今天重演。 元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已经能看见跳帮作战的敌军身影。陆秀夫整了整自己的朝服，走到小皇帝面前，缓缓跪了下来，他的声音出奇地平静：“陛下，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指被俘的宋恭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受辱。” 年幼的皇帝或许并不完全明白“死”意味着什么，但他从陆秀夫决绝而悲怆的眼神里，感受到了沉重的命运。陆秀夫站起身，拿起一条白色的绸带，将年幼的君主牢牢地背负在自己身上。他背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是延续了三百二十年的大宋国祚，是士大夫“忠君死国”的全部信仰。 他一步一步，走向船舷。身边有宫人哭泣，有兵士试图阻拦，但他目光直视前方，无人敢真正上前。海水拍打着船体，波涛汹涌，如同这乱世。 那一刻，他的人生在急速回放。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初入仕途的抱负，朝堂上的争执，颠沛流离中的苦心维持……所有的功过，所有的是非，所有的遗憾和错误，都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背上这份重量，清晰无比。 他纵身一跃。 那一跃，重于泰山。海水瞬间淹没了君臣二人。史书只用了冰冷的几个字记载这个结局：“陆秀夫……负王赴海死。” 随着他们沉入海底的，是一个时代。1279年，南宋灭亡。 陆秀夫死了，他背负的“烂账”似乎也随着波涛消散了。后世没有人再纠结他执政时是否独断，战略上是否失误。人们只记得，在社稷倾覆的最后关头，一个文人，用最刚烈的方式，捍卫了君臣的尊严，实践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真正含义——不是抛弃君王，而是不惜与君王同殉社稷。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但他成了一个完美的符号。那个背负幼主、蹈海而死的背影，凝固成了华夏风骨中最悲壮的一幅剪影。他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止损”——止住了民族精神滑向屈膝投降的深渊。这笔账，这么算，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