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57年，郑国宫廷内，一声婴啼却伴随着长久的惊恐。郑武公夫人武姜在分娩嫡长子时遭遇难产，婴儿脚先出头后出，过程极为凶险。这场生育犹如一场劫难，让武姜身心受创，她给这个儿子取名为 “寤生” 。此名何意？一说即为逆产、难产之意；亦有解释称是婴儿在睡眠中降生，惊醒了母亲。无论如何，这个名字从诞生起就烙印着母亲的不悦与疏离。 （近期专注写东周列国，喜欢的麻烦加下关注） 相反，三年后出生的次子叔段，生产过程顺利，自然赢得了武姜全部的偏爱。这种偏爱迅速超越了寻常的母子之情，演变为对国本传承的干涉。武姜多次向丈夫郑武公请求，废长立幼，改立叔段为太子。在嫡长子继承制被视为国本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危险而大胆的念头。所幸郑武公始终保持清醒，坚守礼法，没有答应。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后，母亲的偏袒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武姜首先为小儿子请求制邑作为封地。制邑（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要塞。郑庄公以“虢叔曾死于此地，不祥”为由婉拒，实则深知此地绝不能予人。武姜退而求其次，索要京邑（今河南荥阳东南）。京邑规模宏大，物产丰饶，是郑国数一数二的大城。这一次，郑庄公“欣然应允”。 大夫祭仲立刻发出警告：根据先王制度，诸侯国下属都城的城墙，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如今京邑的规模“不度非制”，恐成国家祸患。郑庄公却只淡淡道：“姜氏欲之，焉辟害？”（母亲要这样，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 他仿佛一位无奈的孝子，对弟弟的越矩行为一再容忍。 叔段到京邑后，人称“京城大叔”。他先是要求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听命于自己，继而将这些地区完全收为己有，势力范围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等大臣屡次进谏，认为“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请求庄公及早制止。然而，郑庄公的回应永远只有那句看似隐忍实则冷酷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他像一位经验老到的猎手，静待猎物将脖子伸到最适宜下刀的位置。 终于，在母亲武姜的默许甚至内应策划下，羽翼丰满的叔段“缮甲兵，具卒乘”（修整盔甲兵器，准备步兵战车），决定起兵袭击郑国都城。他未曾想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在兄长的注视之下。郑庄公等的就是这个“其罪当诛”的时刻，他果断下令：“可矣！”命大夫子封率战车二百乘讨伐京邑。 叔段众叛亲离，迅速溃败，先后逃亡到鄢地和共国。这场被《春秋》记载为“郑伯克段于鄢”的兄弟之战，用语极富深意：“克”字常用于平等对手之间，暗示叔段已形同敌国；不称“弟”而直呼其名，是谴责他不守弟道；称“郑伯”则暗讽庄公作为兄长，未尽教诲之责。一字一句，皆是史官的春秋笔法。 平定叛乱后，郑庄公面临最棘手的难题：如何处置作为内应的亲生母亲？愤怒与失望交织，他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将武姜安置到城颍（今河南临颍西北）看管，并立下重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黄泉，意指地下的泉水，代指死后世界。此言一出，等于在人间宣判了母子关系的死刑。 然而，时间渐渐冷却了怒火，血缘亲情开始啃噬内心。《左传》记载，郑庄公不久便“既而悔之”。但君王一言九鼎，尤其是对天地鬼神所发的誓言，如何能够轻易收回？他陷入了孝心与信义的两难绝境。 转机出现在一位边境小官——颍考叔身上。他前来进献时，郑庄公照例赐宴。席间，颍考叔将美味的肉羹小心收起。庄公问起，他动情地回答：“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我家中老母，吃过我所有的食物，却未尝过国君赏赐的肉羹，请允许我带回去给她。） 这番话如利箭般刺中庄公的心事，他叹息道：“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唯独我没有！） 他向颍考叔倾诉了内心的悔恨与困境。 智慧的颍考叔给出了那个名垂青史的解决方案：“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掘地直到看见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呢？） 这个巧妙的诠释，既恪守了誓言的文字，又挽救了其精神。 郑庄公欣然采纳。工程完毕后，他走进隧道，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走出隧道，应和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融融”与“泄泄”，皆是和乐舒畅之意。母子二人终于“遂为母子如初”。后世将此称为“掘地见母”或“黄泉相见”。 “黄泉相见”的故事，以孝道的圆满回归而载入典籍，《左传》借“君子”之口盛赞颍考叔为“纯孝也”，并将此孝心推广至庄公。然而，若将视野拉远，会发现这温情一幕，只是郑庄公波澜壮阔一生中的一段插曲。郑国春秋 郑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