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红军团长因伤势过重逐渐没了气息。 大别山的秋末已经透着刺骨的寒意，国民党“清剿”队的马蹄声在山谷里回荡。 王大娘挎着采药篮转过山坳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幕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胸口渗着血，睫毛上结着霜，眼看就要被冻僵在石缝里。 她后来跟人说，当时腿肚子都在打颤。 国民党的“连坐法”贴在村口老槐树上，白纸黑字写着“窝藏红军者，全家处斩”。 可她蹲下来摸了摸那年轻人的鼻息，一丝微弱的热气蹭过指尖，像火星子落在干草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句话突然就在心里烧了起来。 王大娘把伤员拖进山洞时，天已经擦黑。 没有麻药，她咬着牙用草木灰混着烧酒给伤口消毒，刺啦一声，昏迷的年轻人疼得攥紧了拳头。 最麻烦的是伤口里的蛆虫，她用绣花针挑了半宿，挑出来的虫子放在桐油灯下，像串起来的黑芝麻。 后来才知道，这年轻人是红28军244团团长梁从学。 那天他们掩护主力突围，国民党军的机枪扫过来时，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自己却被流弹击中。 战友们本想背着他走，他摆摆手说“别管我，主力要紧”，就昏死过去。 山洞里的日子像熬药，慢得让人着急。 王大娘每天上山采药，把丝瓜瓤煮软了给伤口清创，那东西吸脓水比布条好用。 有次梁从学醒了，迷迷糊糊问她叫啥，她只说“你叫我王大娘就行”，转身又去熬那锅说不清是草药还是米汤的糊糊。 两个多月后，梁从学能拄着拐杖站起来了。 临走那天，王大娘把攒了半辈子的银镯子塞给他，“路上换点吃的”。 他把枪套里的铜五角星摘下来给她，“等革命胜利了，我拿勋章来换”。 可这一去，山高水长，再见面成了奢望。 后来梁从学一路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时他已经是纵队副司令，指挥部队围歼黄百韬兵团。 庆功宴上喝多了，他摸着胸口的伤疤跟警卫员说，当年要不是王大娘那碗米汤，他早成了大别山的一抔土。 1955年授衔那天，梁从学穿上中将礼服，胸前挂满勋章，可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派人去大别山找了三次，都说王大娘在1948年那场瘟疫里没了，只留下个装草木灰的陶罐，罐底还沾着当年给伤口消毒时留下的黑渍。 我觉得这种跨越生死的托付，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王大娘守着那个铜五角星等了半辈子，梁从学揣着那句承诺打了半辈子仗，这份在绝境里结下的缘分，比任何勋章都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