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1941年深秋，侯冬娥被抬回高庄村时，下身溃烂的血迹渗进粗布裤，怀里抱着日军扔下的破军毯。村口碾盘边纳鞋底的女人们突然噤声，七八个汉子蹲在墙根狠劲抽烟——不是没见过被糟蹋的女人，但没人见过像她这样被50多个鬼子轮了三天三夜的。有人啐了口唾沫："炮楼里出来的，能干净？" 没人记得三年前这个"盖山西"如何带着妇女会给八路军送粮。1939年丈夫跟着阎锡山部队走后，她一个人拉扯俩孩子，还要伺候瞎眼婆婆。鬼子进西潘乡那年，她揣着区里发的传单，挨家挨户劝藏粮食，给伤员缝绷带时被汉奸盯上。 第一次被抓进进圭村炮楼，女儿才两个月大，等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抬回来，孩子早饿死在炕角，小脸青得像冻坏的茄子。 可村里人只看见她被抬回来时没穿裤子。 第二次被抓走是1942年开春，日军中队长伊藤说"花姑娘的干活"，这一去就是三个月。回来时她挺着被糟蹋出的身孕，婆婆用擀面杖给她打胎，血流了半窑洞。老中医摇头叹气："这辈子生不了了。" 更狠的是流言——说她在炮楼里主动脱衣服，说鬼子给她糖块她就笑。没人问她怎么在鬼子眼皮底下给八路军送过三次情报，怎么咬断过一个鬼子的耳朵。 1954年冬天的党员大会，支书拍着桌子喊："被鬼子睡过的，还能留党籍？"侯冬娥攥着1940年的入党志愿书，指甲抠进树皮。 她想起1941年那个雪夜，自己光着脚翻三道山梁，把日军据点的布防图塞进八路军的粮袋。现在这些都成了罪状，没人记得她是高庄第一个女党员。 散会时有人往她背上扔土块，她突然转身，沙哑的声音像破锣："我在炮楼给鬼子唱《松花江上》的时候，你们在给谁家当顺民？" 这话戳破了所有人的体面。那些曾在鬼子扫荡时躲进地窖的男人们，那些偷偷给维持会交公粮的女人们，突然哑巴了。 他们不是不知道侯冬娥被抓时，怀里还揣着给伤员准备的草药；不是不知道她第一次被放回村，爬着去给烈属挑水。但在闭塞的晋北山村，"失贞"比汉奸更脏——汉奸还能说是被逼的，失贞却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耻辱。 最狠的刀来自亲人。1951年丈夫李双喜带着外室回来，抢走儿子银根时，孩子哭着喊"娘"，侯冬娥跪在土路上扒车轱辘。李双喜甩下句话："你这种女人，也配当我娃的娘？" 后来她改嫁村支书李狗看，抱养的儿子十岁那年，被宗族以"野种"为由带走。1967年李狗看病死，她裹着露棉絮的被子去讨饭，听见路边老娘们议论："活该，谁让她脏了身子。" 直到1982年，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地里撞见跪割麦子的她。这个总揣着四分钱烟卷的年轻人，用十年时间听她断断续续说出炮楼里的细节：冬天没裤子穿，只能裹鬼子的军毯；被折磨得尿血时，还要给伤员藏消炎药；那个总打她的红脸队长，后来被八路军炸死在村口。 1992年，71岁的侯冬娥颤抖着在起诉状上按红手印，成为大陆首个公开控诉的慰安妇受害者。她对张双兵说："我不怕日本人，我怕的是死后，村里的娃还说我是脏婆娘。" 1994年春，她死在漏雨的窑洞里，枕头下压着1940年的党员证。出殡时村里来了些老人，有人偷偷抹泪："当年她给我家娃喂过救命的米汤。"但没人敢大声说。 直到2007年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上映，盂县人才知道，那个被他们吐了半辈子唾沫的女人，曾在炮楼里用身体护住三个未成年的姑娘，曾咬着牙给八路军传递情报。 侯冬娥当年那句没说完的话，如今刻在盂县纪念馆的墙上："鬼子糟蹋我的时候，你们说我脏；鬼子杀你们的时候，怎么想起我是党员？"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每个曾唾弃她的人心里。 在那个把贞洁看得比命重的年代，她用破碎的身躯扛起了不该由她承担的耻辱，而那些躲在道德高墙后的乡亲，终究没能逃过良心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