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名地主拒绝交出他的土地，被判死刑。看得出，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地主，已经被折磨的没了人样。此时，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了牲口拉车用的车套，光着脚，被强迫跪在一片石子地上，向贫苦农民忏悔。一旁是拿着枪的战士，还有贫苦农民的代表，他们看着这个曾经让自己羡慕不已的人，落魄的跪在地上，有的嘲笑，有的怜悯，表情各异。 1952年秋天，河北村口的石子地上跪着一个光脚男人，脖子上套着车套，身上的体面早被撕碎。台下是挤满的乡亲，许多人握着拳头盯着他，等干部把罪状一条条念完。 这个人叫李大富，1900年出生，祖上几代都是地主，到他手里，五百多亩地把村里三分之一的田都压得喘不过气。 他识字算账，接手家业后越做越大，可村里人提起他，多半是怕和恨，因为他把“有地有势”玩到了最狠的那一档。 李大富的地不只是祖上积累。他放高利贷，月利能到三成，谁还不上就拿地抵债。灾年庄稼绝收，他反倒囤粮抬价，逼得人卖地求命。他开粮肆、织布坊，雇人干活却给低工钱，让人干到骨头发酸。 旧社会里土地并不总是靠汗水换来的，很多人的财富靠权力、关系、甚至暴力和算计堆起，土地买卖也远不只是交易，往往夹着债务、欺骗与逼迫。穷人想靠勤劳攒出一块地几乎不可能，没地就没活路，于是怨气一年年压在田埂上，等一个机会爆开。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在1950年代初铺开，目标就是把土地从少数人手里分出来，交到无地少地的农民手里。 1949年风声刚起时，李大富并不慌，他还想着靠旧人情周旋，逢年过节照样请客送礼，以为能把事拖过去。 可工作组进村后挨家挨户清查田产，态度坚决，他想把田契挪到亲戚名下，又藏金银，结果村民举报一封接一封，旧账全翻了出来。 工作组几次上门劝他交地，大多数地主在压力下开始松口，李大富却硬顶着不放，还撂话说谁动他的地就拼命。话一出口，贫农彻底炸锅，控诉声像洪水一样涌上来，逼债、囤粮、夺地的事被一笔笔掰开算。 几天后，民兵和贫农代表把他从家里带走，公审大会很快召开，判决也很快落下，死刑。执行那天，他在村外空地被枪决，到最后也没肯低头认错，仿佛还在等旧时代那套关系能救命。 李大富倒下后，家也散了。五百多亩地分到贫农手里，他那座气派宅子改成村公所，成了开会的地方。妻儿被送去外地改造，从此没了消息。 类似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他身上，许多地方都有像陈国富这样的地主，靠上百亩良田收高租、逼债，土改动员时公开反对，最终被拘捕审理，脖子上套木轭跪在广场上听宣读罪状，财产被没收，土地分给几十户贫农。 分地之后还要组织生产队，推广新办法种田，提高产量，农村从根上换了秩序。 土改的锋刃砍下去，砍的不只是几纸田契，更是旧结构里“靠地压人”的根。李大富不肯放手，放不下的未必是那片地，而是那种高人一等的身份感。 时代一变，再厚的家底也挡不住。有的地主若在灾年肯减租、肯救济，土改来时又愿意按规定交地，往往能换来不同的结局，可李大富选择跟大势对着干，结局只能走到尽头。 村里老人后来常拿他教育孩子，说这就是不识时务的下场，听起来像报应，其实更像历史车轮压过旧规则时发出的闷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