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刘震云说得好：只有被尿过的墙，才写禁止大小便，只有离过婚的女人，才懂得贫贱夫妻百事哀，只有出过轨的男人，才知道没人经得住金钱的诱惑。做人不必太真诚，其实大家都很虚伪，道理这东西，从来不是听来的，是摔进泥里再爬起来时，糊在身上的土。 这话搁在历史上，那简直是为一些人量身定做的。你没真刀真枪经过事，说出来的都是轻飘飘的风；可那些从泥坑里爬出来的人，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活明白的印记。 你看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候就是个“街溜子”，在沛县整天东游西逛，蹭吃蹭喝，连他爹都嫌弃他不如老实种地的二哥。 可就是这么一个被亲爹都看不上的人，后来怎么就能把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给收拾了？因为他真刀真枪地疼过啊！ 鸿门宴上，他差点成了项庄剑下的鬼，那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彭城之战，五十六万大军被项羽三万精兵打得丢盔弃甲，老婆孩子老爹全让项羽抓了。 他自己坐马车逃命，嫌车跑得慢，几次把自己亲生的儿女踹下车去——那是被逼到绝境，人性里最狼狈最不堪的一面。后来被项羽围在荥阳，断粮断水，差点饿死。等他终于坐上龙椅，回老家沛县摆酒，唱着“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猜他还会不会觉得当个老实种地的富家翁是最好的日子？ 他比谁都清楚，这天下是怎么在刀尖上滚过来的，是怎么一次次死里逃生捡回来的。那些安稳日子里的“大道理”，在生死存亡面前，屁都不是。他的智慧，是从血污和屈辱里泡出来的。 再说说明朝的崇祯皇帝。这位爷接手的可是个超级烂摊子，内有权臣阉党国库空虚，外有后金铁骑流民造反。 他励精图治，省吃俭用，龙袍都打补丁，看着是个好皇帝的苗子吧？可他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没真疼过”。他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虽然知道国家困难，但那“困难”是奏折上的数字，是朝堂上的争吵，他没亲眼见过易子而食的惨状，没亲身体会过前线士兵衣不蔽体、手僵得握不住刀的寒冷。 所以他总是急，急着想扭转乾坤，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像换衣服一样；他疑心重，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把最能打的袁崇焕给凌迟了，自毁长城。到最后，李自成的军队把北京城围得跟铁桶似的，他跑到景山上吊前，还说什么“诸臣误我”、“勿伤百姓一人”。 这话听着悲壮，可细想，何尝不是一种到死都没完全“活明白”的体现？他经历了亡国之痛，可这痛来得太迟、太彻底，没给他留下任何爬起来的余地。他缺的，或许就是刘邦那种从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一次次被打趴下又龇牙咧嘴站起来的“疼”的经历。 那种疼，才能让你真正看懂人心，知道什么时候该狠，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信，什么时候该疑。 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司马迁。他出身史官世家，少年得志，学问渊博，本来前途一片光明。 可天降横祸，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汉武帝，被判了死刑。那时候，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死，保住士大夫的气节；二是接受宫刑，一种对男人来说比死还屈辱的刑罚，然后苟活。他最终选择了宫刑。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那本没写完的史记比他的尊严、比他的生命还重！ 你说，一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的人，他再拿起笔来写历史，写的能是以前那种轻飘飘的东西吗？ 他写项羽，会懂那英雄末路的悲愤；他写韩信，会懂那胯下之辱的隐忍；他写帝王将相，会带着一种穿透皮囊、直抵灵魂的冷眼。 他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没有切身的剧痛和抉择，是说不出来的。他的史笔，是在精神被阉割的极端痛苦中，淬炼出来的锋芒。 所以说，人啊，有些跟头是非栽不可的，有些南墙是非撞不可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刘邦不经历一次次逃亡和惨败，学不会用人驭下的帝王心术；司马迁不遭受宫刑的极致之辱，写不出无韵之离骚的史家绝唱。这世上的真知灼见，往往都带着血和泪的咸味。 那些让你成长、让你真正“活明白”的，从来不是顺境里的鲜花掌声，而是逆境中打在你脸上的巴掌，和摔碎你后又逼你自己一片片粘起来的跟头。 历史如此，人生，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