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5岁的女战士江涛，被阎锡山的手下五花大绑押到了刑场。眼看着就要行刑

1940年，25岁的女战士江涛，被阎锡山的手下五花大绑押到了刑场。眼看着就要行刑了，没想到旁边一个军官突然凑上来，伸手捏着她的脸，嬉皮笑脸地说：“小姑娘，别这么死心眼，要是你肯跟我结婚，我保你活下来，咋样？” 麻绳勒进她的手腕，渗出细血。她记得十五天前在平阳地界被捕时，张德彪的巡逻队也是这样捆着她——枪托砸在同伴的头上，血溅了她一脸，而她死死攥着怀里的情报，直到被踹倒在地。 那包情报裹在油纸里，藏在内衣夹层。出发前霍州的老交通员反复叮嘱：“药品比命金贵。”她带着三个青年摸黑穿过玉米地，露水打湿了裤脚，谁也没料到转角会撞见张德彪的马队。 枪声响起时，她下意识把药箱往土沟里推。等她被拖拽着站起来，身边已经没了动静。后来才知道，那几个青年里最小的才十七岁，是村里刚读完高小的学生。 押回县衙的第一天，张德彪就坐在她面前，桌上摆着红糖糕——那是临汾城里最时兴的点心。“听说你在联合会教妇女识字？”他用马鞭挑着她的下巴，“跟了我，这些都是你的。” 她偏过头，木枷撞在桌角，发出闷响。 审讯室的油灯熬干了三盏。鞭子抽在背上，她咬着嘴唇数到二十下，血顺着裤腿流进草鞋；上电刑时，她看见自己的指甲缝里渗出黄水，却始终盯着墙上“忠孝节义”的匾额——那是阎锡山亲笔题的。 “晋西事变”刚过半年，阎锡山的人见了穿灰布军装的就抓。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那段时间晋南地下党折损了近三成，江涛不是第一个被捕的，却是第一个被拉去“公审”的女同志。 那天县城的戏台被改成审判台，张德彪站在台上唾沫横飞：“就是这个赤匪奸细，勾连八路！”她被按着头，却猛地挣开——发髻散了，乱发粘在汗湿的脸上，像一面破碎的旗。 “打日本你缩在后头，打老百姓你倒冲在前头！”她的声音劈了叉，却像锥子扎进人群，“我江涛不怕死——” 台下突然有人咳嗽。她瞥见角落里那个老兵，袖口磨出了窟窿，是去年在联合会领过冬衣的人。他没敢抬头，却悄悄把手里的烟锅攥断了。 押赴刑场的路上，日头正毒。一个穿蓝布衫的妇女突然往前挤，篮子里的枣子撒了一地。江涛认得她，是洪洞县一起缝过军鞋的王婶——那时候王婶的儿子刚被日军抓走，她边纳鞋底边哭，江涛教她唱《松花江上》。 王婶没说话，只是把一个煮鸡蛋往她怀里塞，被兵丁一脚踹开。 走到街口，一个戴破军帽的年轻士兵突然停下脚步，往她手里塞了块麦饼。他的手在抖，掌心全是茧子。江涛捏了捏那块温热的饼，没回头——她知道，这饼里裹着比命还重的东西。 张德彪骑马跟在后面，又开始嚷嚷：“最后问你一次，嫁不嫁？”她停下脚步，慢慢转过身。阳光照在她脸上，能看见干裂的嘴唇和眼角的细纹——才二十五岁，却像在苦难里泡了半辈子。 “你配吗？”她笑了，露出被打掉半颗的门牙。 枪响的时候，有人看见一只麻雀从城墙洞里飞出来。她倒下时，右手还攥着那块麦饼，指节泛白。“抗日必胜”四个字，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却落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后来八路军夜袭保安团驻地，有人说就是为了给江涛报仇。张德彪连夜卷铺盖跑路，听说后来在西安开了家粮行，没几年就被人打断了腿。 再后来，新中国的档案员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一张泛黄的登记表，“江涛”两个字写得娟秀，备注栏里画着个小小的棉衣图案。旁边还有行铅笔字：1939年冬，护送棉衣二十件至游击区。 现在那块碑立在晋南烈士陵园，碑上刻着：“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常有老人带着孩子来，指着碑说：“看，这就是那个敢啐张德彪一脸的女娃。” 风穿过碑前的松柏，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喊：“抗日必胜——” 那声音，和七十多年前一样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