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

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夜风刮得人脸疼，巷口的路灯忽明忽暗，把影子拉得老长。马识途的脚步没停，肩膀却绷得发紧，后颈的汗毛一根根竖起来。他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险境，可这一次的心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保姆姓陈，大家都叫她陈妈，是组织上安插在公馆附近的暗线，两人约定的暗号再简单不过——摇手是屋内有埋伏，点头是一切安全。他敢肯定，陈妈刚才的动作不是错觉，那只枯瘦的手在门后晃了晃，幅度不大，却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他的心上。 陈妈是四川阆中人，丈夫早逝，独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半年前死在了前线。她走投无路来到重庆，经人介绍成了房东家的保姆，也是那时候，她主动找到地下党组织，说要为儿子报仇。 马识途还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样子，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眼神却亮得吓人，她说：“我没文化，不会写字，可我眼睛尖，能认出那些穿皮靴的人。”从那以后，陈妈就成了公馆的“眼睛”，帮着盯梢来往的可疑人员，传递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些小事，往往藏着致命的信息。 马识途装作醉醺醺的样子，嘴里哼着跑调的川剧，脚步踉跄地拐进旁边的小巷。他不敢回头，却能感觉到背后有两道视线，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后背上。他的大衣兜里，揣着一份游击队的补给路线图，那是熬了三个通宵才整理出来的，要是落到特务手里，不仅是他，整个川东游击队的补给线都会断。他摸了摸兜里的图纸，硬邦邦的纸壳硌着手心，冷汗早就把衬衫浸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刺骨。 小巷深处有个卖烟卷的小摊，摊主是个瘸腿的老头，也是组织上的人。马识途走过去，压低声音说了句：“来包哈德门。”老头头也没抬，递烟的时候，手指在他手心里划了两下——这是“快走”的意思。马识途接过烟，扔了钱，转身就往巷子更深处跑，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哒哒”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他不敢歇，直到跑进一处废弃的仓库，才靠在墙上大口喘气，胸口疼得像要炸开。 他掏出怀里的怀表，指针指向凌晨一点。这个时间，公馆里的特务肯定还在守着，他们以为他会自投罗网。马识途闭上眼，脑子里全是陈妈的样子，她总是佝偻着背，手里拎着菜篮子，见了谁都笑眯眯的，没人会把她和地下党联系在一起。他突然想起下午离开公馆时，陈妈偷偷塞给他一个烤红薯，说：“天冷，填填肚子。”红薯还是热的，现在想来，那时候她可能就察觉到不对劲了。 天快亮的时候，马识途联系上了组织。联络员告诉他，是内部出了叛徒，把公馆的地址卖给了军统，特务们守了整整一下午，就等着他回来。陈妈被抓了，特务们逼她说出马识途的下落，她硬是咬着牙，说自己只是个保姆，什么都不知道。马识途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他攥着拳头，指节泛白，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三天后，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抓获了一名“共党探子”，就地枪决。马识途拿着报纸，手止不住地抖，报纸上没有名字，可他知道，那一定是陈妈。他走到江边，把那包没拆开的哈德门烟扔进江里，江水滔滔，卷着烟卷向东流去。他想起陈妈说过的话，她说等解放了，要去儿子的坟前看看，告诉他，天下太平了。 那时候的重庆，到处都是特务的眼睛，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地下工作者们没有枪，没有炮，有的只是一颗不怕死的心，和彼此之间无声的默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救下一条命，保住一份情报。陈妈不是什么大人物，她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可她用自己的命，护住了一份希望，护住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同志。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就成了照亮黑暗的光。那些隐姓埋名的人，那些默默牺牲的人，都藏在历史的缝隙里，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可他们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忘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