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的枪声打破了冬日的沉寂，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兵谏”之名扣押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消息传至南京，国民政府瞬间陷入混乱，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叫嚣着“武力讨伐”，扬言要炸平西安，一场内战与民族危亡的双重危机已然降临。此时的宋子文，正因与蒋介石在财政政策和对日态度上的分歧，赋闲在家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这一虚职，却因宋氏家族的特殊纽带与对时局的清醒认知，被推上了斡旋危局的前台。事变次日，张学良便给宋子文发去密电，简略告知事变经过。与南京政坛的歇斯底里不同，宋子文凭借与张学良多年的交往，断定这位东北军将领绝非“叛逆”，而是怀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赤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冷静表态：“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目前急需用最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这句话如同一剂镇静剂，暂时遏制了主战派的狂热气焰。但他的和平主张很快遭到非议，何应钦等人指责他“通逆”，甚至暗中阻挠他前往西安。12月20日，宋子文顶着巨大压力，以私人身份登上飞往西安的飞机。当他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见到蒋介石时，这位被扣押多日的委员长正神色憔悴，见到亲属的瞬间终于流露脆弱。宋子文趁机呈上宋美龄的亲笔信，信中“如子文兄三日不归，则余必来与君共生死”的字句，让蒋介石大为感动，原本强硬的态度终于松动。在没有旁人监视的密室中，宋子文向蒋介石详述南京主战派的疯狂计划，直言“若战端一开，委员长性命难保，国家更将陷入分裂”，并转达张、杨“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核心诉求。经过彻夜长谈，蒋介石终于松口，同意考虑其中四项条件。离开西安时，蒋介石反复叮嘱宋子文“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但宋子文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彻底扭转局面。他回到南京后，一面告诉孔祥熙等人“汉卿渐已悔悟，前途尚可乐观”以稳定人心，一面断然拒绝传达蒋介石所谓“武力威胁西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他力劝宋美龄亲赴西安——只有这位蒋介石最信任的妻子到场，才能彻底打消其顾虑，推动谈判达成。12月22日，宋子文陪同宋美龄再次飞往西安。此次同行的还有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三人组成的谈判团队让局势迎来关键转折。宋子文凭借与张学良的私交和对时局的把握，在蒋介石、宋美龄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之间反复斡旋。他既向张、杨保证蒋介石会兑现承诺，又劝说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重，接受“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等核心主张。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他甚至冒着触怒蒋介石的风险，直言“今日之事，非关个人荣辱，实系国家存亡”。12月25日，西安事变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返回南京。这场历时14天的危机，在宋子文的积极斡旋下，避免了内战的爆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事后，宋子文曾多次劝谏蒋介石遵守承诺，释放张学良，却未能如愿，这也成为他心中的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剑拔弩张的冬日，正是他的勇气、智慧与担当，在悬崖边缘拉住了濒临分裂的国家，为民族留存了抗战的希望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