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上午9时57分北京305医院，总理与世长辞，享年77岁，当天下午，遗体竟被人从医院后门悄悄移送，随行的警卫和秘书们个个面色凝重、眼眶通红，有人心生疑虑，报组织，得到的答复却是“按既定安排执行”。 这场看似“神秘”的行动，并非什么阴谋，而是在践行总理生前反复叮嘱的遗愿。 早在多年前，他就对身边人明确表态：“我死后，遗体可以进行解剖，供医学研究，为后人积累资料；解剖后剩下的部分火化，骨灰不要保留，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与人民同在。” 可在那个普遍信奉“入土为安”的年代，总理的这个遗愿一旦公开，恐怕会引发群众的强烈情绪。 为了既遵从总理意愿，又维护社会秩序，组织上最终决定：悄悄完成遗体解剖工作。 当天下午，在严密的安排下，总理的遗体从305医院后门移出，送往北京医院——那里早已集结了吴阶平、韩宗琦等国内顶尖医学专家，他们将带着对总理的崇敬，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 解剖过程中，专家们发现的景象让所有人动容：总理的右肾长有一个5厘米的肿瘤，癌细胞已广泛转移至肝、肺、脾、胃等12个器官，身体早已被病痛掏空。 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部分病理样本只能临时放在室外的雪地里保存，解剖报告完成后，邓颖超同志逐字逐句仔细查阅，泪水打湿了纸面。 1月10日至11日，北京医院对外开放遗体告别。隆冬的北京寒风刺骨，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可数十万群众冒着严寒彻夜排队，队伍从医院门口一直延伸到几条街区之外。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有稚气未脱的孩子被父母抱在怀里，大家只为能再看总理一眼，送他最后一程。 政治局委员们轮流前来吊唁，整个告别大厅庄严肃穆，只有压抑的啜泣声在空气中回荡。 1月11日下午，总理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场，当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时，更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数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街道两侧，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他们胸前佩戴着白花，手里举着总理的遗像，泪水在脸上凝结成冰。 灵车原本只需20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最终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有人追着灵车奔跑，有人忍不住拦在车前，只为能多留住总理片刻。 火化前，跟随总理多年的理发师朱殿华亲自为他整理遗容，他颤抖着双手，仔细梳理总理的头发，为他换上整洁的中山装，再轻轻盖上鲜红的党旗。 这位老理发师曾无数次为总理理发，每次都能感受到总理的平易近人，而这一次，他却再也听不到总理温和的叮嘱了。 1976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按照叶剑英元帅的建议，经中央批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赞扬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 追悼会结束后，骨灰撒放的任务交到了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等同志手中。 出发前，邓颖超同志亲自将骨灰盒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停放了一夜——她知道，丈夫生前始终牵挂着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夜的停留，是想让总理再“望一眼”尚未回归的台湾。 随后，载着骨灰的安-2飞机先后飞往三个地方：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 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他，青年时代赴日留学、留法勤工俭学，1920年在巴黎参与发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出任国务院总理，一手推动工农业恢复发展，一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一当就是半辈子。 总理1972年确诊膀胱癌后，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医疗组一度被要求“不开刀、不检查、保密”。 1973年，总理尿血症状加重，吴阶平等医生心急如焚，冒着风险向叶剑英元帅求助，最终经主席批准，才得以实施治疗。 医疗组制定的“两步并一步”治疗方案，既兼顾疗效又考虑到总理的工作需求，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而总理本人始终坦然面对生死，从未因病情耽误工作。 总理的离去，不仅让中国人民陷入悲痛，也牵动着世界的心，许多国家政要发来唁电，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他的生平事迹，赞扬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 而邓颖超同志作为总理的亲密战友和革命伴侣，始终坚守着两人的共同信仰。 1992年，邓颖超同志逝世后，也遵照“不留骨灰”的遗愿，将骨灰撒入了天津海河，与丈夫永远相伴在祖国的江河大地。 当年参与解剖工作的吴阶平院士，后来又参与了主席遗体保护等重大任务，始终坚守医者初心，为中国医学事业发展鞠躬尽瘁。 每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总能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这便是人民公仆的本色，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 参考信源： 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 2018年1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